2 曲面

这座城市北部是山区，东边西边和南边都是平原地带。历史上首次记载这个地名是春秋争霸时期，筑城设县的时间可以上溯到西汉年间。宋末元初的时候，城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一座木质钟鼓楼被毁，只剩下几个石基圆坑。后来的城市依旧以这个遗迹为中心，向四周扩展。

70年代石基圆坑遗迹再次被发掘出来，用玻璃保护，并以此为中心建了中心广场。广场的四周分别是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公检法等权力机关，城西是工业区，城南是大学文化区，城东则是商业住宅等集中的区域。

从遗迹为原点向东15公里，一条不大不小的河从北向南流过。从汉朝开始人们就在河上架设桥梁，木质石质乃至钢筋混凝土的斜拉桥。这些桥梁几乎都在同一个地点反复拆建，因此有历史学家和桥梁建筑学家扼腕叹息，珍贵的史料没有保留下来，现存的只有一根半原木立柱，据称是汉朝甚至更早时留下来的。

河西岸原来有个村子，古时称作植棉村，相传是种植木棉的。宋朝时的县志记载为直面村，有专家认为是通假字的缘故，古人写错别字也是常有的。到了明代，官方的记载是三十里铺，而百姓仍称直面。那时的城市也由县变为州，明末又改为府。

宋朝的时候，河东岸得到开发利用。这里是数次河道变更后留下来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成为城里的粮食基地。东岸有两个村子，都以曲姓为主，北侧的是上曲家村，南侧的是下曲家村。但两曲不同宗，土地纠纷不断，数百年冤冤相报，为了几分地几颗树引发大规模械斗不计其数。

作为一河之隔的直面村，也是常常卷入其中，要么作为调节人，要么做和事佬，偶尔也有部分人参与械斗而遭到报复。不仅上下曲家不通婚，直面村的人也不会嫁娶两曲的人，生怕将来死于非命。官府也是头疼，想尽了办法，最后不得已，强行在两村之间铺设官道实行物理隔离，并在下曲家以东设立兵营，时刻威慑两曲，这才太平了百多年。

清兵入关后为了稳定局面，又强制移民了数百户外姓，安插在两村，并且鼓励两村通婚。乾隆年间，下曲家的姑娘嫁入上曲家，虽然都是外姓，但还是得到州府衙门的贺礼和表彰。直到光绪年间，两曲的仇恨才算化解，上曲家的曲姓小姐嫁入下曲家曲姓家庭，此事成为佳话，省府道台都送了匾额和贺礼，州府大人亲自到场，给足了两曲人的面子。所以，两曲共同出资，在河东桥头设立牌楼，上书“曲家村”，以示两村和好如一，但上下曲家依旧是分治。不过从那以后，两曲和河西的直面村一直婚嫁联姻。

三个村子分割河两岸，直面村最大，是千户大村，道光年间的记载是3200户，近2万人。上曲家本来最大，后来官府强行平衡两村的户口，后来上下曲家人口大致相当，都是千户万人左右。

后来在官方记载里，三村统称三十里铺，并在直面村设镇，自然就是三十里铺镇。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百姓的日常通信和记载统称这里是曲面，意思是曲家村和直面村。

直面村文化氛围浓厚，历史上出过探花2人，进士9人，举人42秀才无算，几乎是家家都有读书人。这一点通过当时的历史照片和现存的几处作为保护单位的进士大院就能看出来，文化色彩浓厚。直面村没有主姓，几乎百家姓都有，有文人称直面为百姓村。

上曲家自古当兵打仗的多，各朝各代很多人家都有军功。而下曲家则是种田能手，也有人当兵，甚至当到将军的竟然有10多人，这一点让上曲家人无地自容。毕竟当兵和当将军不是一个档次，械斗时期也因此被下曲家人嘲讽。而且下曲家还出过一名进士，四名举人，最令下曲家自豪的还出过一名道台。

清末和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土地荒废，直面村人口锐减到不足八百户，上曲家只剩下六百户老弱病残。唯独下曲家还有九百户，但也没好到哪里去。三村是家家有人当兵，家家有失踪人口。在哪儿当兵，给谁的兵无从得知，死活都无法知道，也没地儿打听去。

一直到50年代初期，城东曲面地区是人们避免去的地方，脏乱还是其次，主要是人口混杂，偷盗抢劫成风，治安状况很差。

建国后，三村合并成曲面村，分为六个生产小队，大队部在下曲家，首任村长是原来直面村的文人，也是原来的地下党员，直到57年复原回来的童维国接任村长。

下曲家也一直有当兵的传统，多是文人当兵。这一点跟直面村不同，直面村还是认为好男不当兵的，天下唯有读书才是根本。

三村从明朝开始就有私塾，开始是在直面村，后来下曲家也有了私塾。民国后有了学堂，就设在下曲家，最多的时候有400多学童上学。军阀混战时期，下曲家的教师童芳投笔从戎，理想是以暴制暴，用武力平息混乱局面。

童芳参军临行时，三村千人聚在桥西头为他送行。望着父老乡亲，童芳对妻子说了自己的理想，如果不成功，让儿子16岁时继承父业，当兵平乱。那时的童维国只有3岁。

后来童芳战场多次立功，官封营长，把妻儿接到武汉。日本侵华后，把妻儿又送到成都。1942年妻子接到阵亡通知书，童芳战死在缅北丛林，尸体无法火化只能就地掩埋，连碑都没有。

童芳从1937年开始就跟日本人作战，所属部队数次打散打残又数次被整编。去缅甸之前，留下遗书，告诫妻儿不要向国家伸手，如果战死沙场，自当回曲面种地，养大童维国继承父愿。因此，在接到通知书的第二个月，妻子就带着13岁的童维国回到下曲家。

童芳的妻子不是曲面人，而是城里的一户读书人之后，中学时期成为孤儿。嫁给童芳后，一直在童家。见到童芳的妻儿回到下曲家，村里人明白了，童芳战死异乡。村里的长辈出来迎接，告知她公公婆婆这几年相继离世，童芳的弟弟也参了军，媳妇带着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多年杳无音信了。

童维国跟妈妈回到老宅，由于乡亲们的照顾，多年无人居住的老宅并没有破败。童家的耕地一直租给同村人耕种，见到娘儿俩回来，租地的人付清了多年的租金，并请求继续租耕。毕竟孤儿寡母无力种地，妈妈就同意了。让童维国继续到城里读书，自己则在村里接一些手工活儿填补花销。

1943年日本人几乎疯狂的进行扫荡三光政策，童家的经济状况很差，无力维持生计。不得已，妈妈卖掉了耕地。但卖地的钱并没有熬过1944年，童维国无法继续读书了，只得从城里回家，打算靠自己的力气，给人打长短工维持。这时，有人告诉他们，直面村有位先生，免费教课，那位先生学问大着呢，曾经在上海的大学教过书。

童维国的妈妈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去拜访先生，坚持让儿子继续读书，自己则多揽活计，不用儿子操心，一定要读书。

这位先生就是后来的第一任曲面村长，教书是幌子，目的是发展地下党，打通敌占区的交通线。不过，上海交大教过书却是真有其事，学问也大着呢。

1945年的夏天，童维国年满16周岁，妈妈给他整理行装，让他继承父愿，当兵平乱。当时的国军都在西南，妈妈给童维国准备食物和盘缠，让他务必找到国军，替父报仇。但童维国好像自有主意，没有带妈妈给的父亲童芳的阵亡通知书。临行时，三村为数不多的父老再次在桥头送行，教书先生也来了，凑了二十个大洋送给童维国。同行的还有九个同学，都是先生的学生。

童维国走后一个多月，日本人投降了。三村的人们都很开心，在外当兵的子女父夫应该快回来了。家家都在高兴之余，暗地里准备迎接亲人回家。但等了一年多，回来的不足十人，还都是伤残。三村的人都沉闷了下来，担心接下来会有更坏的消息传来。

一年后，童维国给家里来了封信，妈妈见到信后，像变了一个人，从此沉默少言，深居简出。为了维持生计，妈妈将宅院留下一套南屋，将两厢租了出去。

1950年，三村在外的人们陆续都有了消息，在外成家的不少，阵亡的也不少，也有返回来的。还有没有消息的，依旧让家里人牵挂。

两年后三村合并成曲面村，先生成了村长和支书，从直面搬到下曲家，借住

的房子就是童家的东厢。

1955年，在乡亲们的撮合下，妈妈和先生成婚。先生在离开上海的时候，原配夫人和女儿被炸死，鳏居多年。当时童维国在朝鲜还未归国，得到消息已经是半年以后了。他写信祝贺妈妈，称先生为父亲。

1957年12月，童维国退伍，回到曲面，当初一同参军的十个小伙伴儿只回来三个。一位战死在东北，另一位牺牲在朝鲜，还有五人仍在部队。随同三人返回的，还有两位姑娘，都是他们的战友。

童维国进了家门，跪拜父母，十三年后终于团聚。三个月后，童维国成为曲面村的第二任村长和支书，一直到1989年退休卸任，在位31年。一同返回的两位姑娘，都是战争孤儿，几天后嫁给了上曲家的两位战友。这四位战友，日后在各个历史阶段为维护童维国的村长地位竭尽全力，无条件的支持他信任他。

童维国一上任就赶上疯狂的大跃进，几番开会宣传之后，童维国不得不采取行动，否则曲面村（大队）就要成为落后的典型。

童维国连夜召集大队小队干部党员和复员军人开会，讨论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事情。人民公社无需讨论，曲面村已经是生产大队了，不容商量的。至于公共食堂，几个人合计了一下，把原来曲面三村的8个公私合营的餐馆改成食堂，这样毫不费力的完成了上级任务。

曲面村自古就地处交通要冲，商贾云集，餐饮农贸一直发达。建国前再怎么不济，也还有20几家餐馆，建国后公私合营剩下8家。

至于大练钢铁，曲面村没人懂得，只能跟上级求援。但一干人等商量出一个下限，就是不能砸锅卖铁。于是两天后，8个食堂挂牌，各家各户一到吃饭时间就拿着盆碗去食堂排队打饭，也是壮观。

上级也派来了专家，在上曲家支起六个高炉，从东部60里外的煤窑拉来煤炭开始炼铁。不过，曲面村的土质不适合烧砖，石头只能从城北山区拉来，高炉的设计又不合理。1958年间，六个高炉就没怎么正式使用。试炉阶段就事故不断，经常塌炉。各家各户捐出来的铁器放在高炉里熔融了结，结了熔，成了六坨铁疙瘩。上级派来的专家被怀疑是敌特分子，市里来人给带走调查。1959年开春，又来了一批专家，在村里民兵的持枪保卫下，改造了高炉，开始正式使用。好在冬季兴修水利的时候，在下曲家东边的古代兵营里，挖出数十吨铁器，大概那个时候兵营里有兵器作坊，后来不知道怎么埋在地下。这些铁器常年腐朽，都粘在了一起。童维国的继父从直面村请来一些懂得古玩考古的人看了一下，没什么价值，就让童维国上报给当时的文管局，来人拍照取证，拿走了几件还能识别用途的铁器后，这些废铁就都进了高炉。后来童维国他们才知道，这些进了高炉的废铁出来后还是废铁，根本炼不成钢。不过这些废铁让曲面大队熬过了1959年，没有砸村民一口锅。

下曲家土地肥沃，产量一直很高，那个时候全村的水浇地小麦每亩能到600斤，玉米能到1200斤。上曲家地势高，有些地方水上不去，稍微低一些。而直面地少，又是西岸，地势更高，几乎是旱地。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亩产万斤的卫星接二连三。市里领导多次视察指示曲面大队，要向亩产万斤冲击，哪怕先搞出一块试验田来。童维国当时就指出那些骗人的鬼话，报纸上的麦穗上能坐小孩儿，砍了我的脑袋都不会相信。

童维国退伍的级别是县团级，跟市长一个级别，所以他的回呛市里的人没人敢说什么。不过多年的军队生活也让童维国圆滑了一些，不信归不信，但还是支持拥护市里的决定。请求市里派专家前来指导，并要求支援水利设施，要水泵要用电，全面改造三村的非水浇地，根本上提高产量。市里领导一听很高兴，立刻答应照办。

于是乎高压线通了过来，水泵也运来了，水房也建起来了，农业专家化肥种子也到了。童维国在下曲家最好的地块划出10亩地，用篱笆围了起来作为试验田，并派民兵昼夜把守。先带领专家参观了上曲家的高炉，告诉他们，前面的专家就是因为欺骗党中央毛主席被抓走的，希望他们实事求是，真实提高农业产量。从58年的夏天到59年的夏天，这10亩地的玉米亩产达到1800斤，小麦达到800斤，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市里领导非常失望，别说万斤，连千斤都不够。童维国带着专家去市里跟领导解释，目前来看技术上达不到，也许不远的将来能达到万斤甚至更多。甚至提出带人去那些万斤田学习经验，到底看看他们有多少亩地，交了多少公粮，社员们还有口粮吗？！说到底，他还是不信。不过领导没让他去，都是种过田的，鬼才信。那个年代就是不正常，自己都不信的事情非要干出来。

1960年大跃进退热，粮食问题变得突出，那些放卫星的地方不仅没有口粮，连种子都没有，饥荒延续成全国灾难。曲面大队没有受到影响，城里也影响很少。自然灾害时期，河水减少，但由于前几年兴修的水利设施和通了电，曲面大队的耕地一直保持丰收。从那个时候开始，童维国三个字就是村里的神明，上万口人无人不服。

1962年，童维国娶了直面村先生的远房侄女，医学院毕业的大夫。后来有了儿子童峻和女儿童姗。曲面大队这期间又出了好多大学生，在省里市里各个部门几乎都有曲面的人。文革开始后，各地打杂武斗开始，童维国预感到不妙，连夜跟父母商量，统一了口径。妈妈烧掉了童芳的阵亡通知书和一切在国军时期的证据，当初儿子参军后的第一封信她就知道不妙，因为童维国参加的是八路军，丈夫童芳参加的是国军。当初在武汉随军的时候，从丈夫口中得知剿匪的艰难，而当时的匪就是现在的八路。虽然童芳的部队没有参与剿匪，但话里话外总是跟自己提起过，这个匪好像不是匪，都是些穷人。后来国共内战，妈妈成天提心吊胆，就怕被人翻出童芳是国军的事情，这也是她突然少言寡语的原因。改嫁给先生，提前也没有告诉儿子，只是成事之后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这里面有保身的层面，不管是保自己还是保儿子。

童维国是在晋察冀边区参军的，训练几个月后被派往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到了东北，童维国所在的部队没干别的，整天剿匪，从中蒙中苏边界一直剿到中朝边界。刚修整没俩月，就奉命入朝作战。由于剿匪经验丰富，他们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侦查部队，他是排长。

在朝鲜，童维国的部队真正见到了战争的残酷，他们被经常抽调到各条战线上，随时被补充到战壕里，与敌人殊死搏杀。当时战场上实行替补制度，连长阵亡指导员顶替，排长接上，直至战至最后一人。第二次战役阻击战异常残酷，童维国从排长升到了营长。营部被敌人的炮弹和航弹炸毁，命令没人下达，派出的通讯兵也没有回音，顶替连长的指导员让他去营部接受任务。等他到了营部，见到的是一片废墟遍地的尸首，还有一部能用的电话机。他当时拿着这部电话机，在营部300米外找到敷设的几根电话线，挨个测试后接通了团部，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团长和团政委得知情况后，首先下达的不是命令，而是委任，临时委任童维国为营长，转达各连的作战任务。就这样，童维国和一位战友就在营部的废墟上指挥了全营的战斗，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出色的临场指挥能力让他的临时营长变为了代理营长。第三次战役，童维国的部队是为数不多的率先进入汉城的中国部队之一。

第五次战役时，正在休整的童维国部队奉命南下阻击敌军，营救被困友军，这场战役他们的团损失大半，只剩下不足一营的人员。也是在这场战役中，童维国成为代理团长。从那以后，他的部队虽然在前线，但没有再跟敌人交过手，一直处于防御态势，间或训练朝鲜人民军。1953年停战协定之后，在朝鲜参加建设，1956年回国。

文革的癫狂是童维国没有想到的，也想象不到的。第一次红卫兵打砸直面的一个进士大院时，童维国还没当回事，带着民兵把红卫兵围了起来，呵斥了一番后赶走了他们。但匆匆赶来的市人武部的战友告诉他各地打砸的情况十分严重，而且还有武斗死人的情况，这让童维国迷茫了，这是要干什么？抛洒热血打下的江山难道就是为了砸烂？砸烂的都是读书人的家，烧的都是书，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时候，村里在外读书的学生纷纷回到村里，跟童维国讲述串联见到的各地情景。几个头头一合计，不行，我们得先动手。

于是童维国跟市革委会的同村人取的联系，自己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本村的民兵红卫兵在曲面村大搞文化大革命，率先破四旧。很多文人将军的府邸都被砸烂，泥胎菩萨都被推到，还烧了不少四旧。这些事都被拍照做成了宣传板，在直面村口桥西头建立的成果展览上公开。于是乎曲面又成了先进典型，各派红卫兵纷纷派人参观。不过他们发现在曲面村红卫兵的活动是受到限制的，到处都有民兵和当地的红卫兵把手，理由是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不让乱走，只能按照指定的路线参观。就这样曲面熬过了头三年的最混乱时期。

那些砸烂烧毁的建筑，只有一栋是原来的进士府邸，年久失修，无人居住。其余的都是早已无人居住的老宅和土地庙菩萨庙，里面也没什么文物，都是民国时期塑起来的。烧毁的四旧毒草都是以前老人留下来的黄历、年画之类的，先生组织人进行剪裁线缝，堆在一起点上火挺像那么回事的。有些老宅暂时糊上稻草烂泥，然后再点火烧一会儿，让人感觉是被毁的样子。有价值的文物四旧，都在先生的指挥下埋入地下，就这样糊弄了一批又一批的红卫兵。

曲面三村在划定成分时候没有富农地主，都是贫下中农。地主倒是有几个，但都住在城里，曲面三村没有他们的房产，只有地。所以在镇反的时候，市里给毙了几个改造了其余的。从文革中期开始，曲面村就再没有过什么动荡。

文革后的包产到户，曲面村没有施行。童维国和大家合计过，包产到户的话，人多地少，到时谁都吃不饱。他们决定还是搞集体合作，一方面发展乡镇经济，一方面开展集约化生产。成立粮、菜、经济作物合作社，本该包产到户的土地统一交给三个合作社耕种，年底分红，村里统一交三提五统。村里最后一个集体劳动是整修河两岸的大堤，那是在1986年。

童维国的父母分别在76年和78年相继去世，89年童维国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