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国大”群丑沆瀣一气
杜少甫早已不是那个坐在自己的客厅里高谈“君子无朋”的自命清高的儒者雅士了，他已经堕落成一个追随落没王朝的过河卒子。从表面上看来，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实际上这不过是杜少甫“随时权变”的处世哲学在不同时代的灵活运用而已。“七七事变”前，他在临海这个小城里获得了较高的社会低位和不小的名声，他的名誉和低位从未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威胁或挑战。他的建朋交友，他的附庸风雅，他的赋诗和清谈，成了他的优裕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享受和点缀。果然这些令人钦敬的“雅事”，更抬高了他的身价。日本人侵占临海以来，他的名誉和低位都开始受到了威胁。再加上为了儿子友松的事，他又受到方耀祖之流的挟制，不得不低下头来委曲求全。因而对失去的美好的往日有着不胜怀念的依依之情，并一度写出了几首象《揽辔录》那样的诗，而这些自然被再度来到临海的国民党当成“心向国朝”的忠心的见证。加上朱培之等人的从中撮合，杜少甫就这样被捧成闻名的“社会贤达”，然后又一变而为“国大代表”了。对于“国大代表”他自己虽然没有积极去活动贿选（他确实也没有这个条件），但当傅廷芳、朱培之等几个有实权的国名党军人“举荐”他时，他是始则“受宠若惊”，继则“感激零涕”的。从此便把傅廷芳和朱培之这些人当成他的“叔牙”和“伯乐”了，对他们感恩戴德，不惜肉麻地大加吹捧，竟把这些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称为“国之干城”、“徳备乡泽”。一句话，他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和国民党的反动政权联系在一起了。什么“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呀，什么“功名富贵于我如浮云”呀，这些高调从他的嘴里再也听不到了，早换成“龙非池中物，待时而飞”哟，“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方为俊杰”哟，这些最卑鄙的政客经了。
但是当他攀附新贵，跻身仕途，扬帆宦海的时候，唯一使他不顺心的事就是他的儿子友松离他越来越远了。起初他低估了儿子的“不顺随”，以为这不过是受了自己早先那种自命清高论调的蒙蔽，不知“权变”而已，认为自己终会将儿子开导过来，使之“随欲从流”的。可是后来他发觉儿子固执的令人吃惊，友松不仅始终对傅将军这样的贵客格格不入，敬而远之，甚至与他的老同学，正在春风得意的小朱也话不投机，时常顶撞。虽然后来矛盾有所缓和，但总给人一种貌合神离的感觉。自己为友松的前途也曾花了不少心思去安排：曾劝他到青岛去补习功课，或者上北平去投考大学，然而这些都被友松断然拒绝了，说什么“你不要看着燕翔他们在南京上大学，你就眼红了，我可不羡慕他们，现在这里有我的挂壁你光荣岗位。”杜少甫担心地感到友松似乎受到外界某种力量的影响。他曾仔细地观察了好长时间，不过始终也没有发现什么线索。傅廷芳催促他仓促成行，他虽以行前未能见到友松，当面劝说他应珍惜自己的前程为憾，但转念一想，到了南京，再把那里的繁华景象写信告诉友松，那样可能对他会有说服力，因而便决定别妻抛子只身先来南京。谁知刚离家不几天，临海就被共军占领了，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的流亡政客了。
到了南京，就好像走进一个政治万花筒里，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举手通过名目繁多的决议，不断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然后就赴宴，拉票，再吼又是会议、表决。关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本来早就是不争之议了，可是那般人还是摸底拉票，乃至威胁利诱，唯恐有一票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是也有几个议案引起代表们的纷争，以致分成几派。一个是何地定都的议案：北方代表多主张建都北平，理由是北平乃具体有八百年历史之古都，城池完好，宫殿森严，并举出历代京都南迁都必然引起外寇内侵的历史教训来为他们的主张做根据。陕西代表则主张建都西安，河南代表又主张建都洛阳，因为这都是古而又古的帝京了。甘肃代表更主张建都兰州，说什么“兰州乃我国地理之中心，而一国之京都理应居一国之中心”云云，吵得不可开交。杜少甫并没有跟着他们去瞎吵，而是主张遵从国父遗嘱，定都南京，这算是主流派。主流派以江浙为主干，四川派附和之。该派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在重大的抉择中有举足轻重的力量。杜少甫这种从众如流的风度，颇受主流派的中间，江苏国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苏伴樵的赏识，因而曾亲自登门造访，恳谈多次。另一次是行政院长的选举：杜少甫与被提名为候选人的于佑仁，张群这些国民党的元老，本来都没有什么瓜葛，又不太了解他们的为人行事，因此对于选谁当行政院长在他看来都一样。正好这时陕西代表先来为于佑仁游说，并拿出于佑仁写的诗词字画来相馈赠。杜少甫十分欣赏于佑仁的书法，挺拔之中兼有浑厚。因而不免赞叹了几句，自然也就同意投于佑仁的票了。这样以来，杜少甫竟被当成山西派，与拥护张群的四川派乃至整个主流派几乎闹成对立。幸亏后来他听说傅廷芳和朱培之等人也来到南京，才托他们从中说情，与四川派中身兼军政要职的国大代表打通了关系，才算在国民大会的政治漩涡中站住了脚跟。最后他又成了无派无别的代表了，因而与各派的关系都不太近，也不太远。这样苏伴樵就更加与他靠拢了。不仅对他先前旧作《揽辔录》以及来南京后思念故乡写的几篇新作大加赞扬，并积极张罗要刊印他的诗集。杜少甫也甚至苏伴樵在政界中的低位和江苏代表在国大中的作用，因此也原意就此和苏伴樵进一步结识。所以当苏伴樵送来“敬请光临寒舍小叙”的请帖时，便欣然赴约了。
杜少甫觉得苏厅长的“寒舍”比自己在临海的故居虽然富贵得多了，但较之南京达官要人的官邸却又显得简朴清雅。他在庭院里环顾了一会儿，十分欣赏这里的“红楼一角”雅而不俗，“水池一隅”清幽别致。苏伴樵先生早已降阶出迎，杜少甫这才一边陈赞一边同主人一道缓步登楼。走近客厅一看，竟有那么多的国大同仁早已在那里高谈阔论了。可是不用费事他就可以看出来，来的几乎全是主流派的活跃人物。对于主流派他早已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了，但由于曾表示倾向于佑仁，因而一度被当成山西派，受到主流派的侧视。可是今天他的到会，被拥戴张群的主流派看做是一个胜利，因为在后天的正式表决中，他们又多了一票。一位四川代表立刻站起来说：“穆白兄大驾光临，今日可称盛会。”
杜少甫这才认出这人就是被“国大花絮”的专栏记者描写成“每会必到，每到必睡，每睡则必鼾声大作”的“睡王”。可是今天这位“睡王”在私人家宴上却一点也没有睡意，他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于是人们都站起来请杜少甫就坐。
杜少甫想不到自己的到来会受到这么大的欢迎，便连连拱手说：“少甫愚钝，还望诸位前辈提携！”
苏伴樵也对自己的撮合之功十分得意，便乐呵呵地说：“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和衷共济，来日方长嘛！”
于是大家重新就坐，一边用着茶点，一边畅谈宦海风云和要人们的秘闻隐私，但谈的最多的还是战场上的连续失利和越戡越乱的“戡乱”内幕。
一个代表大发感慨地说：“八年抗战养兵不用，就是为了今天对付共产党。不想今日全不顶用，实在叫人心寒！”
另一代表愤然地说：“岂止心寒，简直叫人胆寒了！眼看着共产党拿下来了东北，又在华北连连得势，这样发展下去，恐怕我们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的楚囚了！”
苏伴樵对一位老先生说：“钟翁，您是四川的名流，国军将领多与你有旧，由你执笔的那份《丞请重振军威，收复失地，以系人心》的呼吁书，今日正好拿来与大家共同酌商，然后面呈总统，那样必能在军界引起更大的反响。”
被成为钟翁的便说：“据傅将军说，现在军界也是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他对我说过，今日争取到会，要来亲自与诸位详谈其中隐情，咱们当面请教如何？”
于是大家纷纷把话题转到傅廷芳的身上，什么“军中后起之秀”啦，“不以成败论英雄”啦，但“可惜权小兵微，不足以左右大局”啊，感慨系之起来。
这时朱培之忽然出现在会客厅里，他用军人的姿态向大家点了点头，就说：“傅师长叫我来告诉大家，这几天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他不能来拜访了——另外，傅师长还说关于钟老先生要向总统提出的那份呼吁书，请千万暂缓一步，因为总统现在正在火头上。”
杜少甫赶紧问：“培之，这是怎么回事？”
朱培之好像有难言之隐，只说：“大伯，我作为一个军人，谈论这件事是不相宜的。”
那位种老先生捋着胡须，慢慢点头说：“是了，是了。听说陈布雷就死在这个上头哪。”
这又引起众人新的猜测，估计和分析......
朱培之不愿和这些人在一起论长道短，便告退了。当他走下楼来，要穿过花园走向大门时，被坐在藤萝架上的苏雪莉叫住了，这时她正感到寂寞得慌，想找谁谈谈。
自从爸爸当了国大代表之后，苏雪莉就觉得这个家庭再也不能完全由她来安排了。以前她可以随便邀请同学来家里搞个晚会啦，文艺茶话会什么的，那是多么有趣和惬意啊！当然那次玉珠参加的晚会是个例外。其实在苏雪莉看来，那天晚上也没有什么叫人扫兴的事，只是第二天声明在报纸上一发表，自己也觉得奇怪，便去问爸爸，爸爸却笑着说：“登报又怕什么？欧美女子还参政呢！”看样子爸爸是同意他们添上自己和玉珠的名字的。可是后来谢玉珠在社会上这么一闹，苏厅长才觉得不好收场，就叫苏雪莉去对玉珠说自己也不知情，并尽量和玉珠搞好关系，以免使事态闹大。雪梨也就不得不强作笑脸，再去接近玉珠。后来发现谢玉珠的老师流落南京，苏伴樵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施点小恩小惠，谁知这师生两人竟然都是那么固执，学生为了一篇报纸上的声明就大嚷大叫，而老师呢，甚至饿死也不签名宣誓效忠政府。“签个名又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向你借错？真是又穷又硬，自作自受！”苏雪莉心里骂道，从此便不再和小谢往来了。反正她的朋友就够多了。可是自从竞选国大以来，这个家里就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和父亲谈的事情，雪梨一点也不感兴趣，可是他们有时还怕人听到似的，压低声音交谈，简直是在窃窃私语。所以每逢这些人一来，她就躲出去。今天是个星期天，本来可以约些朋友来家玩玩的可是偏偏父亲又有集会，她又不愿出去，因为她和父亲赌了气，说应许的那辆汽车不给她，她就不再出门。这一来苏厅长才着了急，答应春假之前一定给她一辆汽车。
朱培之陪着傅廷芳到她家来过几次了，苏雪莉并没有十分注意这位青年军官，有一次傅廷芳向爸爸夸耀朱培之的英勇和才干，被她偶尔听到了，她便对朱培之有了些好奇。朱培之对她彬彬有礼，她渐渐觉得如果朱培之不穿着那身军服，他们可能还很谈得来。
正当她感到无聊时，看到朱培之匆匆离去，便叫住了他。
“朱营长，你这就要走吗？”
“是的。”朱培之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你们军人为什么也喜欢和那些老头子谈那些无聊的事？”雪梨望着朱培之笑着说。
朱培之不知如何回答，便也笑着说：“不是我们对人家感兴趣，而是人家老往我们身上戴花，什么‘前驱’呀，‘英雄’呀总要吵得你不得安生。”
“听说你很勇敢，打仗很好玩吧？”雪梨想起了傅廷芳和爸爸谈起的关于朱培之的一些惊险事迹。
“唔——好玩，不过那是一种输赢很大的游戏，不象开国大这样，争来争去就是几张选票。”
雪梨对这话很感兴趣，她叫道：“我多么羡慕你那种生活啊，罗曼蒂克，富于刺激性。我要高歌，我要狂奔，我要在生活的浪峰上飞舞翱翔。——正好爸爸就要给我一辆汽车，放春假时我要开着它冲出这个闷人的地方，到苏州杭州玩它个痛快！朱营长，你这个冲锋陷阵的英雄，可不知肯不肯做我的教练员，为我驱车？”
朱培之立刻把脚跟一碰，以绝对服从的口吻回答说：“我原意为您效劳，苏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