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终南捷径
苏伴樵原是留德专攻哲学的。起初他想细心研究唯心论大师康德的全部著作，但康德反复阐述的那个“物自体”使他越探讨越糊涂。这时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越来越得势，尼采的超人哲学几乎成了日耳曼的国教，他也就一头钻进尼采里去了。尼采在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借走索者的嘴宣扬了“优胜劣败，强存弱亡”，实际上是日耳曼民族应当统治全世界的教义，启迪了他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想情感。他认为炎黄的子孙也是东方的日耳曼，应当象成吉思汗那样重振国威。他自命为纯粹笃诚的爱国者，因此对那些高喊“以俄为师”，鼓吹“普洛化”的留德留法的多数同学们始终格格不入。不仅话不投机，他甚至觉得这些人在思想情感上都是大汉民族的背叛者。因此，他们的团体他从不涉足，他们的文章他从不过目，在国外很少和同学往来。可是中国驻德大使却非常赏识，所以发给他的助学金也名目繁多，而且特别优厚。总之，他在漫长的留学生涯中，过着既富裕又孤独的生活。
可是后来在毕业论文上却碰到了不少麻烦。因为在德国人看来，世界上只有一个日耳曼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才是上帝创造出来领导世界的先知者。至于中国人，在他们眼里，是天生的劣等民族，这样的民族怎配谈尼采，怎配谈超人？因此德国教授们说，苏伴樵的毕业论文是一种拙劣的剽窃，毫无学术价值，因为一再不许他通过结业考试。最后没法，苏伴樵只得将中国的老子和庄子等哲学著述译成德文，改头去尾冒充自己的毕业论文。这一来情形大变，德国教授在老子的《八千言》里看到了“清净无为”，在庄图的辩论中看到了梦幻般的玄妙，便拍案叫绝，击节称赞道：“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哲学，一个甘受压迫，自趋沉沦的民族的哲学！”就这样，苏伴樵的留学生涯没有虚度，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载誉归来。
可是归国后的头几年，他的事业并不太顺利，因为他的学术观点在国内被视为“老朽而不合时宜”。受到了冷落，被江苏省教育厅安插在中央大学当了几年的图书馆馆长。就这样，那篇博得德国教授称赞的学术论文，竟给他披上了一件“复古返真”的古老的外衣，使他交了几年的政治厄运。但是他的血管里毕竟是流淌着国家民族主义 “勇士”的血，这和“4.12”政变后，国民党大搞一党独裁，竭力以“民族主义”掩盖“阶级斗争”的历史趋势不谋而合。这个不甘寂寞的苏伴樵终于脱颖而出，受到“励志社”里的党国要人的注意。抗战爆发后，国部迁都，他也随着迁移到重庆，便正式成了“励志社”里的一名中坚。于是官运亨通起来，最后竟被选为参政员。在参政会议上，他一贯高唱“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认为在中国得势的蒋介石正是尼采所宣扬的那个优胜的走索者，合当全民共推支，全党共举之，把他当做神明供奉起来，因此不允许别人对领袖有任何怀疑。当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兼同乡汤恩伯在河南折将、一败涂地，从而受到参政员们的弹劾时，他认为这是现代的“清君侧”，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便挺身而出，力斥众论。第二天，蒋介石在参政院会议简报上看到苏伴樵的发言，便打电话给朱家骅，询问发言人的身份和背景。朱家骅当时和苏伴樵过从并不密切，了解得不多，只是简单谈了谈一般的情况。蒋介石听了，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显然有些不高兴。隔了一会电话里才响起浓重的浙江口音：“有格朗人才，阿拉却勿曾听侬讲，格是失贤哟！今后要同伊掰朋友、深交！”这之后，朱家骅便几次打电话约苏伴樵去深谈，不多久，二人就成了相见恨晚的莫逆之交了。
1943年夏天，重庆炎暑逼人，朱家骅忽然大发想登峨眉一游，心里有意要抬举苏伴樵，便邀请苏伴樵以学者身份与政府要人一起去。可是到了峨眉山下的报国寺小歇之后，朱家骅忽然染有小恙，身体不适。虽然部属早已为他准备好爬山的滑杆，他觉得坐上去头晕，始终不敢冒着几天的暑热，去攀登那座佛教圣地和秀绝天下的名山。便决定在报国寺修养几天，等登山的人回来一起回重庆。苏伴樵当时也想留下来陪伴朱家骅，朱家骅便劝他跟大伙一块登山，仔细看看，回来跟自己讲讲，让自己也饱饱耳福。苏伴樵只得去了，果然不负朱家骅的期望，他下山时带来大量的笔记，碑刻和照片。特别是那几张照片拍得更加精彩：那猴子坡群猴争食的情景多么逗人喜爱；那金顶的佛光雾海使人虚实难辨，大有腾云驾雾之威。看了这一切，朱家骅开心地笑道：“就是我亲自去了，也不见得能观赏得这样周到，搜罗的这样齐备。”
朱家骅根据这些材料甚至还写了一首七律，经过苏伴樵的推敲润色，后来竟发表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版头上，这给党国要人的教育部长增添了不可缺少的文人学者的名气。其诗曰：
巍巍峨眉何崔嵬？两倍泰山耸入云。
索食猿猴援抵枝，避人猛虎匿深林；
金顶佛光映碧雪，栾鸟幽鸣翠谷春。
古刹钟声醒名利，赖随同入侪寰尘。
在同期同版上同时刊登了一些文人雅士对《登峨眉山》一诗所作的肉麻的吹捧：什么“杜甫的《望岳》，一向被人当做‘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的绝唱，今读朱老此诗，始知天下文章正未可定论，后人自有胜于前人处。”也有某名教授严正指出“杜朱二诗的结尾处大相径庭，老杜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作结，充满了热衷仕进，积极入世的精神，而朱老却以参禅悟道，赖入红尘作结，颇有倦鸟思林，超然出世之意，这也许是年龄差异所致吧！”这似乎是贬。但该教授笔锋一转，接着写道：“当今居要位者，其情怀若此，实属难得。迩来社会上有人动辄言贪官吏横，权欲熏心者，读此当有愧颜。”这又是褒。最后则大声疾呼：“寄言居要路者，为国家大业计，人言不足畏，为民族复兴计，山林且缓归。”这种吹捧可谓巧妙，它使被誉者心安而理得。朱家骅自然不忘苏伴樵暗中与力，不久就竭力推荐苏伴樵补选为古哲学史的学部委员。
胜利后，苏伴樵随陪都要员迁回南京，不久就被委任为江苏省教育厅长。至此，既有盛誉，又有实权。而当年因战败引起民愤，国人皆曰可杀的汤恩伯也再度被蒋介石起用，重镇京沪。汤恩伯自然也不会忘记苏伴樵当年的一言之恩，便将没收的敌产——一座漂亮的小洋楼赠送给苏伴樵。此后，苏公馆就成了军政要员，甚至青年野心家们聚集之所。在苏伴樵的发迹史上，始则受老庄哲学之累，终则受老庄哲学之惠。他愈是口头上标榜“淡泊宁静”，实际上愈是“清名日盛、官运亨通”，他愈是一再宣称“欲归终南隐”之时，实际上逾是“捷径入帝京”之日。
进来首都民主空气高涨，学界的反战运动和共产党的和平主张遥相呼应。他肉心惊恐，却表面上故作镇静，仍旧装出一副学人的面孔，不公开出面干涉。暗中则一再催促励志社的特务火速查明个校的异党分子，据实呈报分别采取对策。为了给伪宪法的实施铺平道路，他绞尽脑汁，和朱家骅一起出谋划策，采取了下列措施：一、邀请无耻学人政客到处游说，以蒙蔽青年，此次请胡适到各大学去做行宪讲演就是关键的一着；二、部属唆使特务围殴上海赴京和平请愿代表团，从正面打击爱国人士，以便使欲言国事者望而生畏；三、指令各校三青团分子务必查明异己学生的动态，严密监视，以便一网打尽；四是广造舆论，混淆视听。以学生自发集会的形式，发表声明，拥护政府的“戡乱”决策造成“行宪”及“召开国大”深的民心的假象。苏伴樵深知各校三青团分子名声太坏，便诱骗拉拢一批不明真相的学生参加其中，这一着颇受朱家骅和国府其他要人的赏识。谁知女儿的同学谢玉珠却那么不知趣，竟大吵大闹起来，反而给左派学生以攻击政府的口实，因而受到上峰的指责。
苏伴樵本想对谢玉珠采取断然措施，但了解到谢玉珠还有一个美国母亲，他怕得罪美国人，便转而采取了怀柔手段，让女儿去向小谢低声下气。当苏雪莉告诉他谢玉珠的老师流落南京街头，生活无法维持的时候，他便又想软硬兼施，把他师生二人再度拉过来。他交给女儿一张“宣誓效忠政府”的保证书，说：“只要她和那位老师在这上面签了字，什么都能解决一切抱在我身上。”
老奸巨猾的苏伴樵心中暗喜：没路人是连一块面包屑也要抢的。为了活命，他能不签字？只要谢玉珠的老师一签字，他就可以向左派学生发起反击，说谢玉珠的保证就是受到威胁的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