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玄武湖的秋色
南京夏季的闷热是有名的，与武汉、重庆一起被人们成为“三大火炉”在西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也不是有阵阵的凉风吹过草原，清爽宜人。可是来到南京这却成了“海客谈瀛洲”，无福消受的奢念。人们整日挥汗如雨，只有傍晚才能到街头乘凉，直到深夜索性露宿街头。
战后美国剩余物资充斥市场，因而夜市特别繁荣。代销美国可口可乐的店铺都赚了不少钱，但生意最兴隆的还是经售合乎中国人口味的冰糕店和零售小贩。据说有家姓马的把南方人喜欢吃的豉豆研成计，用来做冰棒，大受欢迎，因而马头牌冰棒畅销一时。有个美国商人一位冰棒里一定掺进了什么饮料，便买了一些冰棒去进行化验，然而毫无结果。于是便托人与马家交涉，愿出5千美元购买马头牌的配料技术和商标。马家不干，美国商人就做了一大批印有马头牌标志的冰棒箱，来兜售他那带有可口可乐味儿的冰棒。不久，人们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买冰棒时要小心查看它的包装，看是否是真正的马头牌商标。美国商人竞争失败了，无可奈何只得把这些木箱廉价售给擦皮鞋的小孩。这一来小孩们可高兴了，因为过往行人都原意讨个吉利，把脚踏到马头上让小孩给他擦鞋。这样，小孩们每天就可多赚几个钱。
夏季一过，南京就媚人了。钟山的巍峨，玄武湖的幽芳，雨花台的松涛，甚至偏远的莫愁湖、燕子矶这些地方都吸引了不少游人。
新的功课吸引着燕翔，他觉得读书再也不像在西北流亡时那样枯燥了。那时为了应付高等学校的考试，他不得不吞下每一门乏味的功课。可是现在，每一门功课都向他打开了知识的宝藏：《空气动力学》给他的童年时代的幻想长上了翅膀，而《航空机械》则使他完全进入了二十世纪的科学文明。他的求知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象在流亡途中跨山越岭一样，攀登着每一条定理的高峰，寻找解决每一道难题的关键。当然，在难得的假日，他总是尽量想法抽空和玉珠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他们现在不再为彼此的命运担心了，他们如今沉浸在幸福之中，共同感受着彼此的快乐。
他俩最愿意去的地方要数玄武湖了。因为这里幽静、寥廓，特别是那街山带郭的秋水，很容易是他们响起故乡的海滨。
这天，他们租了一条船，双桨齐荡，穿过低重的拂柳，划到芦苇荡深处，相互偎依着休息，让思想沉湎在漂浮与蓝天的白云里。
燕翔告诉玉珠：前些日子他接到子来南京后父亲从家乡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说母亲因思念他，忧伤成疾，甚望见他一面。如今家境十分困难，幸亏培之回到临海市帮了忙，小店才又勉强开起来。听说他们考上了大学，老人十分高兴，希望他们好好读书，将来好出人头地。最后父亲叫他写信感谢一下他的老同学，因为今后还会有许多地方得仰仗培之呢。
“小朱回到临海，那神气大约和当年的日本皇军差不多吧？”玉珠提到朱培之，仍有些愤愤然。
燕翔叹息一声，说道：“这正是他的悲剧。”
“这怎么能说是悲剧？”因为玉珠刚刚在文学理论上学到希腊悲剧，那是指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或者高尚的人牺牲了，使人无限惋惜的那种命运。她试图从这一点来证明燕翔糟蹋了这个字眼。
燕翔沉思着说：“正是这样啊！难道小朱不是在毁灭他自己吗？连我们当初跑到大后方去，不也是......”他没有继续说下去。显然，他不愿意在这个题目上和别人展开争论。
“那么，你给父亲写了信吗？代他老人家向朱培之表示感谢了吗？”
燕翔摇了摇头，他只给父亲回了一封简单的信，安慰了母亲并劝父亲安分守己，切勿高攀。此外并无一字谈到朱培之。
直到下午，他们感到饿了，才弃舟登岸。正好岸边有个卖担担面的小贩，他俩便饥不择食地每人吃了两碗。这种小吃，只是在面条里加上少许辣子之类的佐料，简便便宜，味道却很好，不由得使他们想起在西北常吃的辣子面的风味。这竟引起了他们对大西北的怀念，甚至责备自己一向对西北那样冷淡原是不公平的。
“看报吧！看报吧！中央日报，新民晚报。胡适博士论五鬼，周恩来先生谈国大。买一份看看吧！”一个报童在兜售报纸。
燕翔向报童买了一份“中央日报”和一份“新民晚报”。在“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看到如下新闻：
“誉满中外之学者，我国最高学府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抵京参与制宪。胡适接见记者时谈称：吾国经历十年剿共，又继以八年抗日，至今始跻于五强之列。此诚复兴建国之良机也！但环视宇内，吾国仍为一落后之国家，处处不如人，事事不如人，何也？此即吾十年前所断言之五鬼闹中华也。盖‘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至今犹仍为患，此乃民族之大敌。大敌不倒，辄言建国，纯属空谈。某此次蒙蒋公重托，来京制宪，俾使民国有一完善之宪法，以为立国之准绳。任何对制宪工作之扰乱，皆属民族之罪人云云。”
“这哪里还像个学者讲话？结尾几句简直象胡宗南的告示了。”燕翔对玉珠说。接着他们又在当天的新民晚报上看到下面的一则消息：
“中共代表周恩来于梅园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国民党房东拍一党炮制的伪宪法，也决不参加其一党包办之伪国大。”
“你看怎么样？”燕翔望着玉珠问道。
“好像是精心安排的一场对台戏。”玉珠皱着眉头说，“中国的事就是吵来吵去，打了那些年的仗，现在还要吵！”
“难道你认为——”
“我认为谁想当总统就让他当去，反正这不关我们的事。”
“那么国家——”
“国家，国家，为了这个国家，我们逃亡、流浪，它给了我们一点什么好处？难道还不让我们过一点安静的生活，读一点书吗？难道为了这个国家，我们要不跟着朱培之开着坦克去打八路，就非得跟着方明到山沟里去打游击不可吗？”
燕翔没有再说什么，他陪着玉珠一块往回走，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甚至忘了在车站上等车，以至不得不走完常常的全部路程。
燕翔知道玉珠的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修女们愤世嫉俗的说教，而是青年人对不平世道的怨愤，和长期怨愤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冷淡。她埋怨抛弃母亲的父亲，她痛恨抢劫她的国民党大兵，她鄙视对她不怀好意的张连长，还有那位副师长，她为巩罗华的失踪奔跑过，她为李月华的沦落流过泪。这个社会的不平，冷酷和阴暗，再也不能唤起他们童年时代对它所抱的那种天真美好的感情了。对这一切，燕翔都是理解和同情的。然而对于黑暗现实的厌恶，难道就只是闭上眼睛，或扭过头去？难道光明的向往，难道永远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如果人生只是永暗不明的长夜，那么安定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学习条件还有什么实际意义？自己对科学的攻读，也包括玉珠对文学的钻研，还有什么用处？不！怀疑一切实际上是对生活的否定，人们活着是不能没有理想的。虽然燕翔对于这个理想还知之甚少，但他从与刘铭心的接触中，从刘铭心的言谈和行动中，他已看到了这个理想的一个模糊的轮廓。
这次能与刘铭心重逢，并且又在一个学校学习，燕翔高兴得禁不住也要感谢起上苍来了（虽然他不信上帝）。虽然刘铭心比燕翔高一年级，并不在一起上课，但几乎所有的课外时间他们都是在一起度过的，通过这些往来和闲谈，燕翔进一步认识到刘铭心不仅有着济困扶危的思维和清醒的判断，沈格非教授半真半假批评他“心太野”，“爱管闲事”，在燕翔看来，也实在是优点，而不是缺点。他在学校里、在社会上曾为教授们的提薪大造过舆论，他为学生会的自治权不惜与训教处大吵大闹，甚至向政府当局大声疾呼，没有一样不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对于刘铭心、燕翔的心里充满了感激，敬仰和信赖，甚至当做学些的榜样。谢玉珠呢，她对刘铭心也充满了敬意和感恩，但却不真正理解刘铭心。她对于刘铭心热烈追求的理想（铭心不便清楚地说出来），只给以表面上的评价，并不沉思，更不相信它会实现。燕翔曾多次向她解释刘铭心的谈话的深意，她却说：“圣经上写得明明白白，真理只能在天国里出现。”
今天她的这幅神气，使燕翔又想起他们平时的那些争论来。为了不再重复那些无休止的争论，燕翔决定保持着沉默。
快到分手的时候，玉珠企图缓和一下这难堪的沉默，便提议要燕翔明天晚上和她一起去参加一个晚会，一个私人举行的文艺茶话会。为了消除燕翔的顾虑，她简略地介绍了茶话会的召集人她的女同学的热情可亲，并保证燕翔在那里决不会碰到令他不愉快的政治辩论。
燕翔断然地拒绝了，并且刻薄地回敬玉珠：“难道我为了逃避你所讨厌的那种政治，就非得到你那位好友的沙龙里去。喝她的香茶，听她的清谈不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