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狐狸的尾巴
经过短期的补充，再加上收编了不少的伪军，于是，国民党军队又重新成为一只巨大的力量，向解放区猛扑过来。
面对这股在人数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军区决定，部队暂时撤离临海市，避实就虚，以便在运动中相机歼灭敌人。
撤退，有组织的撤退，它和积极的进攻一样，二者都是完成战略任务的必要手段。这对于长期经受游击战争锻炼的部队来说，是容易理解和接受的。虽然现在的情况和过去有些不同了，日本人留下了大量的军火和辎重，还有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其他物资，都需要妥善的处理。这正是负责撤退工作的方明所日夜操心的事。处军火枪械按照军区命令及时装备部队外，其他物资方明也舍不得丢掉。因为他知道这些物资都是部队所需要的，它会减轻人民的负担。正是这伟大的人民哺育了自己的子弟兵，支援了八年的浴血抗日，他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生存，今后还要继续付出巨大的牺牲。因为方明决心想尽办法尽最大的可能，把这些物资一并撤运下去，一边减轻一些人民的负担。这样一来，就使他本来就十分繁重的工作更加繁重了。
正当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军管会副主任宋德三同志给他打来一个电话，请他务必到军管会去一趟，看样子有十分要紧的事。
当方明赶到军管会时，宋德三立刻推开了面前的一叠卷宗，走过去握住方明的手说：
“听说你们忙得搞撤运？”
“是的，很忙。”
“可是抱歉的很，我不得不请你来帮一点忙。坐，你总该坐一下的工夫还有吧。”宋德三把方明按在椅子上，他自己却坐在一只粗糙的木箱上面。他指了指桌上地下的一叠叠卷宗对方明说：“这些是日伪档案，其中有些搞的是我们的情报，我们正在把它清理出来，以免落入国民党人的手里。”
方明看了看整箱整柜的卷宗，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担心宋德三是请他来帮忙把这些档案运走的，他认为这对一只战斗部队来说是太累赘了。
宋德三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笑着说：“你不用怕，我们不会把这些都运走的，因为其中大部分对我们毫无价值，只有少数对我们可能有用的我们才带走。但是这里有一份材料，露出了狐狸的尾巴，最好在我们撤退以前能核实一下。因为当事人有的还在这个城市里，而只有你出面找当事人谈谈最合适......”
“怎么。你要留下来？”
“还不一定。请你去谈是因为这个案件中牵涉到你可能认识的几个人，因为你也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我？”方明迟疑了一下，便接过宋德三递过来的档案急速地翻阅起来。在“破获地下反日小组”这一案卷内，他首先看到杜友松的名字，材料上注明他是地下反日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往下就说杜及同学周鸣也已被捕，人证物证俱全。并附着两本小册子，一本是《论持久战》，一本是《国府迁都及长期抗战》。还有一篇题为《多难兴邦论》的文章，对这篇文章还附有说明：“此宣言书乃杜某手笔，该犯已供认不讳”。
这些名字和材料对方明都是陌生的，他莫名其妙地烂了宋德三一眼。宋德三笑了笑，示意他再看下去。他往下一看，发现落款是“宣抚班侦缉科方耀祖”！看到这个名字，方明惊叫了一声，兵工厂的浴血奋战，父亲和战友的牺牲，一起涌上了心头。他立刻站起来问：“这个方耀祖现在在哪儿？”
宋德三说：“这正是我们要追查的一个线索。据我所知，早几年这个方耀祖在临海市积极破坏我们的活动，是一条危险的毒蛇。我们准备除掉他。想不到在兵工厂保卫战之前他竟然销声匿迹了，至今我们还没有找到他......”
方明气得把桌子一拍说：“他领着日本人去进攻山区了，把锁子店一带的老百姓糟蹋得可苦了！他是我村大地主的儿子，我父亲就是叫他喂了日本人的狼狗......”方明觉得眼前一黑，复仇的欲望使他浑身颤栗起来。
宋德三听完了方明的话便说：“这就对了，我们两人总算把方耀祖的一些活动联系到一起了。但是还有一些更重要的线索可能掌握在杜友松手里，因为据我分析这条毒蛇目前就潜伏在本市，我们已经来不及搞掉他了。或者在我们撤退以后，他会再次在本市出现，那时他将投靠国民党继续和我们作对，那是他很可能利用杜氏父子的把柄，向他们施加某种压力，迫使他们为他服务。至于杜友松和他父亲还是有区别的，他有民族气节，有爱国心，只是被捕后表现得懦弱些，但根本谈不上‘自首’或‘变节’，因为他并不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地下抗日小组，后来因为政治面目不清而被忽略了。你作为部队首长去找他谈谈，让他谈出自己的意见，再适当进行些解释或安慰。顺便核实一下情况，因为他们那个读书小组的成员，即所谓的余党，你可能还认识几个，这可以帮助你做出较正确的判断。”
果然，第二页上又写着：“据供称小组中尚有三名余党：吕燕翔（男），朱培之（男），谢玉珠（女），均系XX中学学生。又据查以上三人也已畏罪潜逃内地。”
吕燕翔和谢玉珠这两个熟悉的名字，使方明回忆起了一些往事：他记起了小学时代的两位同班同学，他记起吕燕翔从河南寄给他的信......
于是两人研究了和友松谈话的主要内容，哪些当讲，哪些不当讲，这样方明的心中就更有数了。
朱培之走后的第二天，吃早饭时杜少甫问儿子说：“昨晚来的那位同学姓朱？也是你们一起的？”
“嗯。以前是在一起读过书，可是现在人家说在经商。我不懂生意经，那就谈不到一块了。”
“经商其实也不错，只是八路军还在监视我们，不宜走动。现在人家对我们是明松暗紧，你可不要轻举妄动啊！......”
友松知道父亲往下会说什么，他不耐烦听下去，便说：“我并不怕共产党、八路军，我只怪他们不理我，把握象传染病人一样地隔离开来。如果他们干脆审查我，把问题搞清楚，我倒情愿！”
“据说八路军的审查比日本人还......”
“难道 比日本人的宪兵队，新民会还凶？解放军怀疑我，还不是因为新民会那个姓方的缠过我？这家伙可不是个好东西，可是你还和他称兄道弟呢！”
“那是过去的事，那时人家有势力，我围为了你不能不那样。”
友松再也没有说下去，因为他知道父亲说的是实情。过去每逢姓方的来找他，友松都看到爸爸皱着眉头，好像是被人押着过堂一样出去接待他。这使友松对父亲的处境有些同情。他父亲对共产党对解放军的城建，分明是受了姓方的影响，友松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过现在，友松觉得自己还没有资格批驳他，因为，咳，难道真象父亲说的那样......
这时方明派人来找他到军管会去谈谈。
于是忧心忡忡的友松便提心吊胆地来到军管会的办公室。方明以平易近人的态度接待了他这使得友松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方明开门见山地提到他被动员回校读书的事，问他有什么意见。这一句话勾起了友松的伤心，他噙着泪水激动地说：“因为读了几本书，新民会抓我去坐了几个月的牢，而解放军也不相信，难道我对中国人民也犯了罪？......”说到这里友松就象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禁不住失声痛苦起来。
方明从心里同情友松，他十分想说些安慰友松的话，可是他还是按照宋校长的意见只对友松做了一般的解释，说部队当时那样做，不光是对耨一个人的，而是普遍的措施，所以希望他不要有什么意见。友松的疑虑和委屈有些消除。二人的感情就开始接近起来。友松主动谈了一些有关情况，看来，有些事情他还被蒙在鼓里。方明一提起方耀祖这个名字，友松立刻露出厌恶的表情，但也只谈到几点可疑的地方：
“我被捕时据说他不在本市，后来他又说为我的事竭力奔走，才将我保释出来，他虽然声称以长辈的身份爱护我，但却不断打听我学习以外的社会活动，他一再声称和我父亲是知交，可是父亲对他却敬鬼神而远之。”
方明问他最后见到方耀祖是什么时候，友松说的时间和宋校长谈的差不多。
方明点了点头，便对友松说：“杜友松同学，你是个有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这几年来敌人把你当做重要的诱饵，在你周围布下了陷阱，而这个方耀祖--可以告诉你，你的被捕就是由于他的告密--就是你周围最危险的一个人物。我们并不向你隐瞒，进来局势很严重，敌人可能暂时占上风。那时估计方耀祖会重新出现。杜友松同学，如果你还没有丧失你的民族意志，如果你想用行动来证实你的无愧于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你应当在方耀祖再次出现时，把他的行踪告诉我们，即便我们暂时离开这座城市，也会通过别的途径和你取得联系。”
友松因为受到他所尊敬的人的信任，而感到无比的温暖，他激动地掏出手绢来擦眼泪，方明和他握手告别时说：
“记住，我姓方，也许以后我们的同志会来找你，但不管是谁，只要他说明是从我这里来的，你就可以象今天对我谈话这样对他谈你要讲的事情了。”
友松走出军管会的办公室，心情激动，感慨万端，这位素不相识的解放军干部跟他谈的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既是对自己的信任，又是对自己即将进行的考验。他不由得回头望了望军管会的窗户，心里默默地说：“同志，我绝不会辜负你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