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斯人独憔悴
友松成了一个与社会隔绝的人。
几年前他在青年人中间的魅力，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他那快乐、温和、热情的性格，一变而为沉默孤僻，甚至开始具有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潦倒气味。
命运似乎有意与他作对。他曾勇敢地探索过真理，跃跃欲试地相望着新的生活。可是他还未来得及投入生活的激流，就被一股逆流卷入漩涡，险遭灭顶之灾。他先后在新民会宣抚班和宪兵队里坐了5、6个月的班房。日本人虽然没有对他使用过多的酷刑，就已把他折磨得够呛。并不是由于怯懦，而且因为他觉得无需隐瞒，也无法隐瞒，他真实地向敌人谈出了自己的思想和活动，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敌人显然知道他谈的完全是事实，并且他们已查知燕翔等人已经离开本市远走高飞了。这样，日本人觉得与其长期扣押这两个青年，或者将他们杀掉，还不如放羊出圈，让这两只被他们打上标志的小羊回到羊群里去，更便于他们了解青年人的思想动向，从而更有利于加强城市的强化治安。何况身体虚弱的小周已患了严重的肺病，不久即将瘐毙狱中。再加上杜少甫又是当地文化界的名流，为了自己的儿子，他几乎拖遍了所有的关系，如果断然处置，毫不殉情，必然有失“怀柔之道”。而以推行“王道”为口实的侵略者，特别懂得“揉远人”是补充他们军事实力不足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于是，经过临海市特务机关长松井勇夫的权衡之后，便决定予以释放。这样友松和病危的小周就成了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从宪兵队里活着出来的犯人。这时那位久已不见的方先生也再次出现。他对杜少甫谈了许多内部关节。无非是他怎样出力说清，才弄到这个结果。又以长辈的身份对友松谆谆训勉了几句，最后说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帮助他，建议友松常去找他谈谈心，至少每星期去一次。友松当时并未察觉这些话的真实意义，便当做一般的客套话应承了。
这以后，友松每星期都得来找姓方的谈一次。有时因事未去，那位方先生就老是不客气地派人来催。
方先生常常问友松前一个星期干了写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变化。友松的回答不过是上星期在学校里上了些什么课，和参加了庆祝什么地方被皇军攻陷的会议（这样的大会多得很，学生们一律停课整队参加）。对于这些，方先生似乎都不感兴趣，他特别关心的是友松的个别的社会活动。不过在这方面，总是更加使他感到不满意。因为友松自从被释放出来以后一直过着深居简出，息交绝游的生活。这样，不久方先生就不再露面了宣抚班里的人对他的监视也开始放松。
刚被释放出来时，得知燕翔等人已逃亡内地，起初他很为自己的朋友庆幸，也曾打算象他们那样振翼远飞，逃出囚笼。怎奈后来发觉新民会的人对他的监视甚严，而父亲又以身作保，他隔不断父子的深情，也就只得承认现实，过着半囚徒的日子。他对燕翔等人的怀念越来越深，也就对现实越来越感到失望。不久，周鸣咯血而亡，结束了他十七岁的生命，这更是对伤心人的沉痛一击，使他顿有潦倒余生之感。
以前，友松爱读科学书籍他的论文自觉还写得文理成章，但对抒情散文就平平，远不及燕翔。燕翔往往寓抒情于叙事，这种笔锋是他所欣赏的。这是他又想写几篇抒情诗文，以寄托自己的遥念。曾写了这样几句开头：
青春是美丽的，
在那逝去的岁月里。
我不惜反复地叮咛：
珍惜你的青春，
因为它一去不在回来。
刚写完这几句，自己觉得不好，不但文词不含蓄，而且口气也不对，好像在倚老卖老地教训人。于是赌气地把它撕了，又另改写了一首：
我漫步在黄昏的海边，
一任海风吹拂着衣衫。
浪花拍打着岩礁，
晚潮吮添着沙滩。
好像密友在倾诉，
又好像远方在召唤。
友人啊，
教我怎不把你思念！

鱼龙到汪洋中畅游深潜，
游虾却在浅滩里漂浮沉转，
纵或跳上几跳，
也只能掀起几阵惆怅的漪涟。
天际浮云之令人无限缱绻，
孤帆远影更显得零落孤单。
远方的友人啊，
你可曾听见我的咏叹！
......
接下去他想写：“孤寂成了我唯一的侣伴。”他觉得这调子太沉了，受压抑的情感要求解脱，于是下面的句子便从胸中迸发出来：
可卑的生活啊，
我何时能冲破你的笼樊？
甚至“不，我要追上急流，跃入巨澜。时代的风雨啊，你何时雷霆一怒，地覆天翻？”这样散文化的句子也象决堤之水滚滚而来。自己完全为激情所燃烧，再也不能从容地炼词锻句了。他感到思维与形象分离的痛苦，不由地想起国文老师在课堂上一方面高度推崇韩愈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又在竭力贬低韩诗，说什么“韩退之以文为诗则诗亡。”这大约也就是针对自己的弊端而说的，于是颓然抛笔，竟什么也没有写成。
他也曾向写封信给燕翔，但因不知道他的下落，只好搁笔。
其实燕翔倒是给友松来过几封信。不用说，这些信都落到他父亲的手里。父亲仔细地阅读了信件，觉得信件的内容对儿子不利（他认为儿子的心情已经安定下来了，因而不愿意他再受到“过去”的影响）。何况他又发觉这些信件显然被人拆阅过，便精明地决定交给宣抚班。这样既可以割断儿子与燕翔等人的联系，又可以在日伪面前表明自己的“清白”。
果然，宣抚班的人不再对友松特别监视了杜少甫也愈加受到日本人的重视。为了麻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本人隆重地搞起了春秋祭孔来。到时候，身着和服的、全副戎装的、还有披长袍马褂的日伪上层人物都亲自参加，如临大典。杜少甫也以地方名绅的身份被特别邀请参加，平素就以儒家相标榜的杜少甫，把这种邀请当做莫大的荣誉。他认为日本人提倡尊孔读经，这本身就足以说明中国精神文明的胜利。日本人用武力战胜了中国，中国人却用思想征服了日本，双方都是胜利者。这样一想，什么“亡国奴”“汉奸”等等犯忌的字眼都不再困扰杜少甫了，他便心甘情愿地为日本人宣传起“东方文化”和“王道乐土”来了。
可是好景不长，日本人的斯文尔雅随着军事上的由胜转败而日见减少，后来终于露出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有一个平日颇得他们信任的中国人两天没去上班，他们就到那人家里去找。发觉那人卧病在床，床头上放着一本《马氏文通》，日本人就认为他是在看共产党的宣传品，竟以“私阅匪书，心怀二志”的罪名，将那人抓到宪兵队里去，活活地折磨死了。日本人越是失败，就越是猜疑，越是猜疑，就越是残忍。杜少甫也看出这一点，便不肯再多出头露面，但也不能不应付日本人，以免引起进一步的猜疑。
后来日本人感到局势更加恶化，也就显得更加疯狂，这是杜少甫才真正为自己和儿子的安全担忧。自己便托病住进医院，又偷偷地把友松打发到乡下姨妈家里暂住一些日子。
友松的姨妈是目前的亲姐姐。她和母亲一起在故乡的小镇里读完小学，后来妹妹嫁给杜少甫，搬到临海来住了，而她自己则嫁给一位姓冯的农村中医，仍旧住在故乡。从这以后，两姐妹就很少见面，友松只记得还是他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妈妈曾领他到姨妈家去过一次。在那里友松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第一次领略了农村生活的风味。从此以后友松便一心盼望再有机会到姨妈家去，可是事变后，妈妈怕乡下不太平，就再没到乡下来。直到友松上初中二年级时，友松的姨夫，热心行医的老中医一病不起，于旧历年底竟然病故了。放寒假时，友松代表母亲去探望姨妈，那是姨妈已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加上女儿也从外地请假回来，姨妈心里感到不少的安慰。
友松的表姐，冯淑娴，比友松大三岁，去年初中毕业后就在农村当了小学教师。半年前刚到山区教书，在那里她可大开了眼界。她亲眼看见了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在那个偏僻的山区里牢固地扎下了根，看来表姐对这只军队寄予了莫大的期望。她还告诉友松，他们给了她一本小册子，她准备带回来学习。友松向她要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印着《论持久战》四个大字。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便随意浏览起来，可是看了几行之后，便爱不释手。表姐看到这情形便问他：“爱看吗？”
友松点点头说：“这里谈的都是些新鲜事，很使人清醒。”
“虽然我没有细读它，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你就这一本吗？”友松不好意思明确提出要求。
冯淑娴看出了他的意思，想了一下便说：“如果你想看，就拿去吧！我回去还可以再向他们要一本。不过这东西让日本人看到了，麻烦可就大啦！就是令尊看了，也会不安的。”
友松知道表姐对他的父亲是不满的，便保证说：“不会的，我只自己看。”
友松把这小册子带回来以后，便认真地读了好几遍。不久，成立了读书小组，他又把它推荐给小组里的同学看。果然不出表姐的预料，正是因为这本书，招来了一场风险。此后两年多，友松失去自由，无法再到姨妈家去。表姐则根本不知道友松因此而被捕的事。
这次友松到姨妈家来避难，也未敢把此事对姨妈讲明，怕引起她的担心。但只想见到表姐，把经过向她说明。可是冯淑娴那些日子偏偏未回家去。据说她已经在山区参加了部队，目前正在做大反攻的准备。不久，八路军就把临海市包围了，这使得友松反而感到更加安全。
为了解放临海市，八路军先占领了四乡。友松不顾姨妈的劝阻，和村里的青年们一起到村头去迎接八路军。他们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这支神奇的队伍，立刻看出他们和韩复渠的大兵绝不一样。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去和他们攀谈，给他们挑水，送铺草。在部队向临海市发起攻击时，他又不怕危险地自愿加入担架队，甚至一直跟着八路军进了城。他的表现颇得一位八路军排长的好评，就把友松推荐给他们的连长。当连长知道友松是个学生时，就热情地欢迎他今后常去连队谈谈，最后又把他介绍到一个工作小组里去，帮助搞些宣传工作。
方明进城以来，一直忙于城市的防务工作，根本没有工夫去访亲问友。只是有一次军管会通知他去开会，他走进军管会的办公室，发现军管会的副主任竟是他的老校长宋德三同志。宋德三头发已经斑白了，仍旧穿着几年前就穿在身上的那件黑呢制服。一见到老校长，方明立刻觉得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亲切之中又带着几分拘束。
二人一见就亲切地交谈起来，当宋德三从方明嘴里得知方明的父亲方得才被敌人害死时，他心痛得紧皱着眉头。
“敌人是狠毒的，他们绝不会就此罢休。我们必须瞪大眼睛，认真对付他们，不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你不要一位这座城市是你童年生活的地方，就掉以轻心，思想上麻痹。”宋德三同志因为工作忙，没有说什么寒暄话就直接谈到正事上来，“你应当承认，这座城市对你是陌生的，因为经历了敌人的长期占领，这里的阶级斗争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我们一时还不易搞清。目前，敌人的军警虽然已经被缴械，但潜藏的特务还没有肃清，有些有特嫌的和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我们还未能予以有效的监视，因为不少群众对我们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军管会决定：凡招收新的人员（包括只是分子）参加工作，应与地方党委密切联系，务必弄清参加人员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情况，以免坏人混到我们的组织里来。”
因为双方都有许多工作要做，老校长谈完了话，方明就匆忙告辞了。
老校长的一席话，使方明更加感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他知道我军正在展开全面的反攻，守卫这座城市的军队当然不多。而在百里之外，就有国民党的大军，随时准备向这座新解放的城市扑来，看来斗争形势是紧张的，并且还会愈来愈紧张。因此，方明特别认真地按照上级指示不失时机地进行各项战备工作，尤其抓紧部队的防奸防特教育，规定部队疑虑不准私自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凡是参加进来的人员应立即加以审查，基本上动员他们仍回原来的单位。实在需要人手，必须经由地方党委的推荐和军管会的批准，方可吸收。
市民们沉浸在刚刚解放的欢乐里，部队却在悄悄地加紧进行各项战备活动。
有一天，杜友松工作的那个宣传小组的负责同志找他去谈话，负责人简单地询问了友松读书的学校和他父亲的情况，便对友松说：“小组里没有什么工作可干，你会校上课去吧，听说学校已经开学了。”
友松对小组的工作很留恋，仍旧想呆在小组里，可是那位同志却把手一摆，做了一个结束的手式，说：“好了，就这样吧。”
友松回到了学校，发现同学们的心都被解放后的新鲜事物吸引着，正在响应军管会的号召，愤愤报名参加革命工作和思想改造的训练班。几乎谁也不想呆在学校里。友松又回去找那位和他谈话的同志，想要求继续参加宣传工作。好容易才找到了，那位同志用比前一次谈话更冷淡的口气说：“不是和你谈了吗？你应该回学校去。”
友松觉得好像被人浇了一瓢冷水，只得怀着痛苦的心情蹒跚着离开。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正在家里长吁短叹，看见儿子回来就说：“今后你不要到处跑了，除了学校，什么地方也别去。刚才军管会的人来过这里，他告诉我们不要随便和别人来往。谁要是到我们家里来，还要及时向军管会回报哩！”
“啊？原来是这样！”友松这才恍然大悟，他把前前后后的事情联系到一起，便倒在床上嗷嗷的痛哭起来。
几天以后，友松在学校里收到了表姐冯淑娴寄来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
“友松：
我们有新的任务，一直未能去临海，真遗憾！我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情形，又不愿意你父亲看到这封信，所以就直接给你写信。听妈妈说你参加了工作，我心里很高兴，祝贺你!并希望你和你的家庭划清界限，走自己的路。
也许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
淑娴 X月X日”
这封简短的鼓励的信，却象一把犀利的短剑刺痛了友松的上口，表姐的热情却对他构成了十足的讽刺。他更怕有一个惭愧的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