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记者招待会
留下了警告之后，朱培之就起身告别，去奔赴他的前程去了。
燕翔和玉珠与朱培之再次分手后，又回到辎重兵管理处要人。果然正如培之所说，管理处的人一听是这类事情，便推说这事不在他们的权限以内，根本不予受理。接谈的人立刻走开，再也无人理睬他们。
燕翔和玉珠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约上十几个同学重去长官司令部。这次他们准备根据失踪时间发生的日期、时间、地点以及军车所去的方向，说明一切都发生在第一战区的辖区，因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完全有责任有办法查明此事，交出人来。可是当他们来到长官司令部门口，向警卫说明来意后，一个带班的军官立刻从里面走出来回答他们：“长官们忙于战备军务，无暇接见你们。”说罢便转身走去，不再出来。聚集在门口的同学心中不平，愤愤议论起来。这时门岗警卫就把他们驱散，说是“军事重地不许逗留”。
于九龄老师看到这情形，便对同学们说：“向长官司令部要人，无异于从老虎嘴里掏肉。不光掏不出肉来，恐怕还要伤人呢！看来我们只有诉诸社会舆论了。如果这大后方还有一点言论自由，还有人对流亡学生的遭遇敢于表示同情，那么，我们的呼吁也许就能产生一些反应。”
于是，同学们便联名给陕西省会第二大报《秦岭日报》报社写信。这封信不仅揭露了巩罗华由国军军车载去失踪的详细经过，还把长官部几次接待他们的无理情形加以披露。玉珠坚持在结尾加上这么几句：“西安四郊为国军严密布防之大后方，流亡学生竟乘军车失踪，失踪之后又上下推诿，无从查找，岂非咄咄怪事！战区长官不能控制所部，何以言抗日？爱国学生尚且无端失踪，广大民众更有何人权保障可言？”燕翔同意加上第一句，删去后面两句，理由是只要把事实说清，公理自明，不必把话说绝。因为那样反会引起麻烦，招来怨恨，事情就更加不好办了。于老师和大多数同学都采纳了燕翔的意见。
然后，就是这样一篇文章，报纸也未予刊载。
报纸不肯为民代言，激怒了广大学生，特别是于老师更是义愤填膺。他不顾校方劝阻，冒着风险到西安市各中学去游说，向西安市教育界大声疾呼。这引起不小的反响，几所中学里的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表示同情和声援。西安市大学生联合会还将此事编印成小报，向各界散发，大造舆论。
新闻界也觉得这是一门颇为热门的报导，但因关系到军界，不敢表态。及至看到社会上反响很大，便觉得不能置身圈外。几家非官方报纸便派人找到了吕燕翔、谢玉珠和于老师等人了解情况，了解了详细情况之后，他们私下表示同情。但又暗示社会上吹起一股阴风，说并无巩爱华其人，因此所谓失踪云云纯系造谣生事，目的在于中伤军队，瓦解士气，破坏抗日，希望他们能予以澄清。于老师和同学们认真分析了这一形势，于是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揭露事实，批驳谣言，直接诉诸社会舆论。
这一来，《秦岭日报》的负责人也一反过去置之不理的态度，在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的头两天，派人来约于老师到报社一谈。这时于老师已了解到这家大报与军政要人的密切关系，觉得和他们是谈不出个结果来的，便婉言说：“如果贵报肯于为民代言，请到记者招待会上去听听，大家商议出个办法，岂不更好。”那人只得退去.
第二天一早，就发现在流亡学校临时驻地的街墙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红绿标语，什么“严防奸党利用言论自由危害抗日1”“不许奸党混入流亡学校滋事生非！”甚至连“流亡学生从西安滚出去”这样骂街式的标语也出现了。接着就发现学校驻地门口有来历不明的人或聚或散。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和外校同仁，一看到这情形，便裹足不前，转身走去。
怎么办？明天的 记者招待会还能开成吗？难道就此偃旗息鼓，忍气吞声不成？这个问题困恼着广大师生。于老师便召集同学代表开会商议，会议决定分派同学到各处通知：明天的记者招待会如期举行，希望各界人士按时到会，予以支持。
然而，即便是这样，第二天到会的人还是寥寥无几。除了几名中学教师以外，教育界再无一人到会。新闻记者来的较多，但大家都互相观望，谁也不肯多嘴多舌。不过其中也有几个神气不凡的，他们不是交头接耳，就是指点评论，看样子不像是真正的记者。倒是大学生联合会派来几位代表，给招待会壮了不少声势。
一个戴眼镜的气势不凡的记者首先发言：“请问，召开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目的何在？”
未等燕翔回答，大学生们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把巩罗华失踪的情形和查找的经过详细介绍一番，以明真相。
于老师向吕燕翔点了点头，燕翔就详细地回答了大学生们提出的问题，然后又顺便回答了前面记者的问题：“这次请大家来，就是要求各方声援，协助我们把失踪的巩罗华同学找回来，使他仍能回校学习，别无他意。”
那位记者笑了笑，说：“难道就是这些，再没有其他背景？”
玉珠立刻反问他一句：“请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位记者吞吞吐吐地说：“我是说，我是说你们不要受人利用。......”说着他摘下眼镜，小心地擦了起来。
玉珠怒火上升，正欲反驳，燕翔忙止住了她，小声说：“让他说下去。”
“我来谈谈，”另一位身体粗壮，面色黄黑的男子挤到人前来说，“既然你们没有别的目的，为什么要散发无中生有的小报，供给军政当局？”
大学生们立刻接过去说：“小报是我们散发的，这与中学师生无关。你倒说说有什么无中生有的地方？”
吕燕翔也说：“如果我们提供的情况有不属实的地方，我们原意负责。”
那位先生得了这个承诺，觉得把握在手，迅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展开摊平，清了清嗓子说：“请看，这是长官部的训示：据查在说传失踪事件发生时间内，并无军车驶经二十里铺。因此所谓巩某失踪事件，纯系无中生有，恶意诋毁。凡我爱国同胞，应明辨是非，切勿受奸党煽动，危害抗日。”说完用眼睛扫了一下全场，俨然将军在巡视他的部下。
轻易不动容的燕翔这回也控制不住了，他拿出一个小本子，举着高声嚷道：“我们有调查的确凿证据。这里是二十里铺茶馆老板和三位茶客的证词，不容抵赖！”
玉珠也尖声说：“难道我们要求找回自己的同学，保障人权，就是危害抗日的奸党言论？”
大学生的代表也说：“记者先生，你不要用大帽子吓人。谁侵犯人权，谁取缔言论自由，谁在破坏抗日，民众自有公议！”
这时那位戴眼镜的记者，早已把眼镜擦好戴正，便开了口：“如果大家都反对危害抗日，这很好嘛！本来嘛，现在正是抗日建国时期，国府对青年极为重视，蒋委员长号召‘一寸河山一滴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足见青年是抗战建国的生力军，战区当局秉承总裁委托，肩负西北抗战重任，断无纵令青年学生失踪，不予追查之理！”
燕翔立刻反驳说：“那么为什么明明是搭军车失踪的，我们去查询，却推说查无此事呢？”
另一个小个子，秃头顶的记者插进来打圆场说：“我们也可以多方面设想嘛。青年人热血沸腾，激于抗日大义，投笔从戎，奔赴前线，杀敌报国。也是好事嘛，简直可以说是每个青年人的榜样喽！”
玉珠侯他一停，就抢着说：“报国之途，绝非一端。难道读书不也是抗日建国吗？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从军，但决不能是绑架，是抓丁。你这位记者先生，既然有此断言，想必知道他的一些消息。那么请你告诉我们他的确是下落，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也好为他践行，开欢送会。”
吓得那位记者慌忙否定了自己刚才的话：“不，不，我不知道他的下落，看来他真的失踪了。”
于老师听着双方的争论，觉得实在忍无可忍，便开了腔：“希望记者先生主持正义，为民代言；希望军政当局光明磊落，珍惜青年；不要玩弄权术，视流亡学生为可欺！”
“对！还我同学！保障人权！”流亡学生跟着喊成一片。
这时一个彪形大汉率领一群獐头鼠目的人从外面闯进会场，一面高喊：“拥护国府抗战决策！反对奸党煽动闹事，破坏抗日！”
大学生代表当即厉声驳斥：“你们才是搅闹会场！你们假借抗日之名，而行取缔自由危害人权之实。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
“好哇！这小子骂人，揍他！”那个带头冲进会场的彪形大汉，向他的手下发出了号令。于是这群打手就向大学生冲去，燕翔上前去 阻拦，立刻被人击倒。玉珠赶紧去扶燕翔，头上着了一硬物，当即昏了过去。
学生和暴徒们混战一场......
这时那位戴眼镜的记者声嘶力竭地吼道：“同胞们，都要冷静。西安是国际都市，盟国调查小组还在这儿，我们不能胡来！......要注意国际舆论那！”
这几句话居然起了作用，那位彪形大汉一声呼啸，暴徒们便扬长而去。
虽然不是什么致命伤，但由于身体虚弱，玉珠还是在医院里昏迷了好几天。燕翔第二天就见好了，但为了照顾玉珠，每天还是去医院伴床。当玉珠刚一清醒过来时，燕翔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她：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战区长官司令部就勒令学校西迁，现在学校已迁到凤翔和宝鸡一带去了。临走时于老师和同学们都到医院来看过我们。那时你还在昏迷中，于老师对我说：‘等你们好了，就立刻去找学校，我们被迫不得不撇下你们走了’。”
“现在是第几天了？”玉珠问。
“第三天了。”
“我们怎么去找他们呢？”玉珠知道由西安到宝鸡和凤翔一带，还有许多路要走的。
“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做路费的钱。”
眼泪流到了玉珠的脸上，她从心里感谢于老师。她觉得于老师不但是自己的老师，还有着父亲般的怜爱。这在失去母亲，又未获得父爱的她来说，就更加宝贵了。
玉珠想立刻就起来奔向同学那里去，燕翔劝她说：“你还要将养两天，等身体大好了，才好上路。”
玉珠觉得一阵头晕，只得躺了下去。
“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告诉你，小谢，你在听吗？”燕翔看到玉珠闭着的眼睛一点也没有睁，她太虚弱了，便决定暂时什么也不讲了。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令人高兴的事也不能叫她知道得太多，何况这件事情究竟是喜是忧还是未知数。
自从第二次逃难以来，特别是在巩爱华的失踪奔走呼号的过程中，燕翔知道玉珠和自己一样，每天都寝食不安的，在流言蜚语的包围中，面对面的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进行辩论，玉珠也一点么有表现过怯懦。燕翔从心里敬佩玉珠的勇气和坚强，她再也不是那个腼腆的少女了。眼下地深深地为玉珠的健康担忧，他比任何一个看护都更加关心玉珠的护理。医生和护士也都很自然地把燕翔当成玉珠的兄长，每次采取重大医疗措施，都要和他商量。昨天玉珠的父亲谢百川竟然意想不到地来到病房，向医生提出要见自己的女儿，当时玉珠神志尚未恢复，医生很为难。燕翔便坚决要求医生拒绝在那种情形下的会见，因为他深知玉珠和父亲不愉快的关系，生怕过早的相见反会加重玉珠的病情。
下午，大学生们来看望他们了。为了避免把刚刚入睡的玉珠吵醒，燕翔便和大学生们到隔壁的房间里去谈话。询问了他们的病情并表达慰问之后，那天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的那位大学生，看了他的同学一眼，便害羞似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卷旧钞票，放在燕翔的手里，然后攒住燕翔的手抱歉地说：“我们很抱歉，未能替你们找到失踪的同学，又连累你们受了苦。--这是同学们的一点心意，现在只能这样表示我们的同情和支持了。”
一股暖流通过大学生的手流遍了燕翔的全身。但他的手好像烫伤一样立刻缩回，急喊：“不，于老师已经给我们留下足够的饭费和路费了，我感谢同学们，我和谢玉珠同学对老大哥们表示无限的敬意。但我知道你们的公费连饭都吃不饱，哪里会省下钱来帮助我们？你们的情意我们领了，但钱我们不能收。”
“哎，你这就见外了。”那位大学生一急，也就顾不上害羞了，“是的，我们是些穷学生，和你们一样，都是从沦陷区流亡来的，我们之间是亲兄弟。正因为这样，你才应该接受我们微波的帮助，因为这是来自兄弟的手啊！”
燕翔的眼泪滴落在手上，滴落在还带着那大学生体温的钞票上，然后一边小心地把它藏在贴身的衣袋里，一边说：“好兄弟，能让我知道你的名字吗？”
那位大学生笑了，说：“我的名字对他们是保密的，对你，可以半公开。---我姓刘。”
大学生们郑重地道了一声“再见”，便匆匆跨出病房。
当燕翔重又回到玉珠的病房时，他发现身穿西服的谢百川正在玉珠的床旁呼喊。
“哎！不行！她刚睡觉，她......”燕翔急忙制止，但是已经晚了。
“珠儿，珠儿，我在叫你，你听见了吗？”谢百川一直把玉珠喊醒。一见女儿睁开了眼，他便高兴地说：“珠儿，爸爸来看你，你好了吗？”
玉珠眼睛睁得越来越大，终于露出了惊奇的神色。
“我在报上看到你出事的消息，好容易才找了来。”
玉珠的眼神里惊异的色彩一点也没有减少。
“噢！我在这个城里工作，是去年才由北京来的，托一个朋友帮忙，在报社里弄到一份差事。”
“你也在报社里？”这是玉珠说的第一句话。
“是的，我在报社里。有时干编辑，有时还出去采访一下。”
“那么，那次记者招待会你也参加了？”
“不，我没有去，我是后来听说的。我们办的是一份商业性的小报，这种事情轮不到我们。珠儿，你好好养几天，你的母亲也在这儿。她不便到这儿来看你，等你好了，跟我到家里去见见她。”
玉珠忽然生气地扭过头去说：“我没有母亲，我的母亲早死了！”说罢就合上了眼，一滴眼泪从闭着的眼里涌了出来。
燕翔看到这情形，忍不住说：“谢先生，您太使您的女儿伤心了，这时您不该向她提到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