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逃亡和失踪
日本人虽然在晋冀鲁广大战线上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却并没有严重损坏他们在国内外的威望，因为在另一战场上，在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各战区虽然只投入了少数兵力，却取得了连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重大胜利。华中重镇洛阳的失手是继 花园口决口之后，国民党军队的又一败退。日本人利用报纸、电台向全世界大肆宣传，“轴心国”的贺电纷至沓来，沦陷区大城市几乎都开会祝捷，庆贺洛阳、衡阳等地的陷落。这不仅掩盖了他们在广大华北战场上的败绩，甚至还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常胜不败的形象。“同盟国”对蒋介石坐拥重兵，不堪一击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用大量美元和装备武装起来的庞大军队，不仅未能给予太平洋美国海军逐岛争夺的艰苦战斗以有利支援，反而轻易被日本军队把平汉、粤汉铁路打通。这样就使得日本人不需要经过海上（在那里随时会遭到美国海军的袭击），就可以将派往南洋的远征军运到中国的东北，这对日本要以“满洲”做为最后基地负隅顽抗是极为有利的。
的确，日本人在占领了洛阳之后，又派出一小股骑兵部队作侦察性的骚扰，竟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 驻马店，于是驻军在信阳的国民党守军立刻哗然，争先撤守。致使平汉铁路上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出两月，日本人就沿线扶植起来伪政权，保证了火车的畅通。
但是敌人占领的绝非仅仅平汉一线，而是平汉线两厢，直至长江以南粤汉、湘桂各线的广大领土。在这片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几千万人民，如今都处于日寇铁蹄的蹂躏下，这在政治上和心里上给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深刻的影响。
这里，有附近的沦陷区迁来的国民党地方政权机关，有从冀鲁豫苏皖乃至东三省迁来的抗日流亡学校，还有来自京沪和其他大城市的商贾。一时颍川沿岸的城镇和村庄里挤满了机关、学校和部队。而界首镇货栈拥塞，商业繁荣，更有战时“小上海”之称。
流亡的官吏们在这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梦想抗日胜利的到来，那时他们就将以抗日功臣的身份重回自己的辖区，作威作福。流亡学生在这里忍受了背井离乡和饥饿之苦，寒窗苦读，希望能考上大后方的国立名牌大学，挣得一张文凭，换来一生前途。商人们觉得战局的相对稳定是他们的生财之源，他们利用战时所造成的物资短缺，大搞走私投机，大发国难财。但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却在军队，官府和奸商的压榨下痛苦地挣扎。他们痛恨军队，但又有口无心地称他们是“国军”，因为这毕竟是中国人的军队啊！虽然催粮征款，打人抓丁样样都来得很凶，几乎和日本军队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曾几何时，整个形势就改观了。流亡官吏们发现他们竭力讨好，并依为后台的手握军权的人突然不见了；商人们感到他们的货栈里有受到抢掠的危险；流亡学生看到广袤千里的中原到处燃起战争的烽火，再也坐不下他们的书桌了。于是迁移和逃亡又成了人们必须立刻做出的抉择，否则他们就有可能落入敌手，重新去过几年前他们努力挣脱的那种亡国奴的生活。
一所所从颍川流域向后方迁移的中学路过浙川，国立一中的师生们也不得不从安静的教室里伸出头来，惊慌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不久信阳失守，浙川也就岌岌可危了。学校这才奉命西迁。
但由于校长在当地囤积了一批粮食，一时不能脱手，和一部分教师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实际上是对“长期抗战”失去了信心，不愿随校迁移。结果是领了一笔遣散费，各自回家去了。但另一部分教师和大部分沦陷区的学生坚决西迁，他们决不肯再回到沦陷区去过上亡国奴的生活。这群师生便在学生爱戴的于九龄老师的率领下加入了过路的西迁的学校，由河南而陕西，迁到大西北后方去。
于九龄老师原在东北老家沈阳教学，“九一八”事变时，他和妻子柃了八岁的儿子逃往关内。途中，碰上敌机空袭。小孩子不愿卧倒隐蔽，向马路对过跑去，不幸被机枪打倒，脑子流了一地。妻子一看顿时昏了过去。于九龄掩埋了儿子，扶着失魂落魄的妻子好容易逃到北平，又在一所中学当了教师，生活逐渐安定了下来。但是安定的生活并没有使妻子思念儿子的心平静下来，因为伤心过度，染成一疾，竟与世长辞了。只剩下于九龄老师孤单一身。
“七七事变”后，于九龄老师又随北平的学生们流亡到中原内地。为了摆脱丧子亡妻的悲哀，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上。他对待这批从沦陷区里逃出来的青年，分外体贴关怀。他认真上好他的国文课，在字里行间抒发他的国仇家恨，往往感动得学生涕泣泪下。燕翔和玉珠这一批坚决西迁的学生，看到有于老师和他们在一起，就象儿子得到了父亲的保护那样，心里感觉有了依靠。
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加之撤退的路线和敌人进攻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就觉得更加紧张。敌人几乎是尾随着撤退的人流向前推进，每天只相距几十里，甚至十几里。但这没有引起师生们的惊恐，每晚住宿前他们照例要打听一下敌人占领了什么地方。如果知道敌人是在二十里以外，那他们就会安心舒服地睡上一大觉。
在危险的环境里人们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学生们主动地帮助年老体弱的老教师拉车子，男同学主动帮助女同学背行李。团结和乐观的气氛把同甘共苦的人们维系在一起。
歌声，总是同青年人在一起，当他们欢乐时要唱歌，当他们愁苦时照例也要歌唱。于是《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又随着这群跋山涉水的流亡学生们响遍了豫西的伏牛山和陕南的商洛群峰。
一路上，燕翔和玉珠等同学总是陪伴着于九龄老师。于老师没有家小，身板又硬朗，所以不用坐车，和同学们一起步行。但他那几捆书，十分沉重，不得不分散开来让同学们帮助背。原意帮于老师背书的同学太多了，立刻就在于老师的周围聚集了7、8人。他们白天一起爬山越岭，晚上一起住宿。于老师本人就和同学们相处得很融洽，加上他又熟悉历史典故，讲起来有声有色，身边的同学越聚越多。在浙川教书时，他居然有兴致带领同学们到南阳去瞻仰《出师表》的石刻，这次西逃，拓本仍背在身上，一有空就拿出来给同学欣赏，并连连赞叹岳飞墨迹的圆活飞动，风沉有力。到了武关，又登城怀古，讲了楚怀王如何被骗陷秦的故事，发了一阵千古兴亡的感慨。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同时增长了不少历史和文学知识。
进入陕南以后，便摆脱了敌人的尾追。过了武关，这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休整。这时于老师和另外一些热心的教师，便主动把同学们组织起来进行补课。于是，村头树荫下，小溪旁的草坪上或者拥挤的农舍里，都做了他们的临时课堂。课后，学生们还自编自演话剧活报剧来揭露敌人的残暴，以唤醒大后方的老百姓奋起抗日。燕翔和玉珠还被邀担任了剧中的两个角色。
同学们自编了一处独幕剧。主要情节是国民党的指导员（政战官---录者注释）去动员老百姓送子参军，而当家长的则说了些许多自私落后的话，任凭指导员怎么晓以大义，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在外地读书的女儿逃回来，诉说了自己被敌人侮辱的遭遇，才激起父亲的愤怒，慨然送子出征。玉珠饰演那位在外地读书的女儿，燕翔则饰演一般的群众。台词也没有固定的，因为都是亲历或耳闻，只是随兴而说。试排一下，效果还不错。主要演员是指导员和那位当家长的，他们的台词最多，当家长的怎么说，当指导员的就怎么对答，随机应变，其他的人不过帮几句罢了，玉珠出来只说了几句话就收场了。
在村里公开演出时，做家长的那位同学临时一兴奋，话越说越多，竟走了咀，说什么“儿子要是当了兵，整天吃不饱，还挨打受骂。日本兵没来，队伍先跑了，，叫我依靠谁去？”这些话本来是老百姓的心里话，现在由群众演员口中说出，观众一惊，接着便哈哈大笑。有人甚至喊道：“是啊，我们年年纳粮，养了那么多军队，也没有见去打日本！”“对呀！这就叫官吃兵，兵抢老百姓嘛！”这样一来，竟弄得那位饰演指导员的编不出恰当的台词来说服这位家长了。一时台下大乱，弄得坐在前面的训育主任，不得不掏出哨子狠吹一气，来维持秩序。
当晚，所有演员都被叫去核对台词，那位饰家长的同学吓得直训育主任气势汹汹地把他训斥一番：“这是奸党攻击政府的言论，你们怎能随便胡说！”但事后他也不敢如实向上面汇报，只是下令停演，不了了之。
饰家长的那位同学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是吕谢二人在这次迁移中新结识的好友。他比他们低一级，叫巩罗华，也是来自沿海城市。由于他的外祖母是意大利人，所以眉毛还保留着意大利人的轮廓。但鼻子没有欧洲人那样高，眼睛也没有欧洲人那样蓝。这一切使他的外貌具有一种特殊的温柔。但是使吕谢二人对这位新朋友产生特殊好感的是他的开朗的性格和乐观的情绪。他非常爱好唱歌，他的中国民歌和外国歌曲唱得好极了。每当他们走在一起时，巩罗华总是引吭高歌，震得群山回响。他的外祖母用英语教他唱过一支题为“The dove”（鸽子）的名曲，大意是一个水手离家远航，周游了世界各地，但他始终忠于爱情，终于胜利返航与爱人重逢。它的传奇的情节和优美的旋律，令人心胸荡然。不久，燕翔和玉珠就学会了这只歌。
他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曲，冒着商洛山区的鹅毛大雪，一举翻越了秦岭山脉。秦岭的高峰上六十里，下八十里。而上山那六十里一直是上坡，一点起伏都没有，也很少曲折盘旋，所以看起来好像天梯，显得特别高，走起来也特别累。尽管于老师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在同学的搀扶下也爬上了山顶。但到达山顶时，早已气喘嘘嘘，动弹不得了。可是山顶空气稀薄，又不宜久留，所以休息片刻之后，燕翔和罗华怕于老师出事，便强行架着于老师下山。果然下山的路越走越快，人也觉得轻松起来。不久，那出产美玉的蓝田就遥遥在望了。过了蓝田，就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国际都市西安了。同学们心里一兴奋，便决定连夜感到西安城。
然而巩罗华在快要达到西安时，奇怪地失踪了。
原来那天同学们是先后陆续进城的，到晚上清点人数，独缺巩罗华一人。一了解同行的同学，都说原来他们和巩罗华在一起，在二十里铺小茶馆稍事休息后又一同出发了。走出二三里地，巩罗华忽然发觉他的歌本休息时放在茶馆里忘记携带，便返身去取。同学们由他自去，径往前走，谁知道到了晚上还不见巩罗华进城。
第二天，学校派燕翔等同学返回二十里铺去找，茶馆掌柜的说：“是有个同学回来找一个本子，本子还放在原处，那位同学找到杯子就说：‘越急越误事，本想早些进城逛逛，却偏偏又多跑了5、6里。’正在这时，有一辆军车经过，那位同学竟灵机一动，去和那辆军车上的人攀谈，请求带他一段路程。起初当兵的不准，可是一位当官的打量了一下巩罗华，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让他搭那辆军车走了。”茶馆掌柜的觉得干系重大，还郑重其事地找到几个头一天在茶馆吃茶的人作证。同学们追问军车的号码，茶客们摇头说：“谁注意到这个！”
学校根据这个线索到第一战区长官部去查找，毫无下落。电话打来打去，问不出一点消息。
尽管小谢的脚起了泡，她还是和燕翔一起各处去找巩罗华，几次去和长官部打交道。直到校方宣布巩罗华确已失踪，无处寻找时，吕谢二人还不死心。他们不能相信经过万水千山，冲破敌人重重的封锁线，来到大后方的巩爱华，竟然会在西安的大门口失踪，而且还坐着“国军”的军车！因此他俩决定私下去探讯，他们觉得单纯找长官部打电话既然没有效果，那么私下到下属单位了解了解也许有希望。既然失踪前坐的是军车，他们便到辎重兵管理处去打听，在那里竟意外地碰到了他们的老同学。
朱培之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脚下瞪着发亮的马靴，正从办公大楼里走出来，随着矫健的步伐马刺就发出咔咔的声响，俨然是一位姿态端正，举止潇洒的青年军官，燕翔和玉珠哪里认得出这就是分手已快两年的老同学！还是培之老远就认出了他俩，他大声喊着向他们大步跨过来：“哎呀！我的老同学，想不到在这里又重逢了。”
惊喜、激动、拥抱（那是怎样热情的拥抱啊！它使得燕翔透不过气来，好容易才挣脱了出来）、握手（那是怎样的有力的握手啊！以致玉珠不得不向培之求饶，才能把手抽了回来）之后，培之便不容推辞地把吕谢二人拉进大街对过一座相当阔气的饭馆里，找了个雅座。培之说：“他乡遇故人，何况是烽火连年，辗转千里，更应当庆贺！”便叫了一些酒菜来。
燕翔端详着他的老同学，迟疑地问：“你军校毕业了？现在干什么？”
培之指着自己带着车轮标志的领章说：“我是辎重兵嘛，眼下还没毕业。不过最近学校当局决定选派我到成都校本部去接受新的训练。这不，我刚来办好了手续，谁料又碰到你们！真是双喜临门，今日必得一醉方休！”说着忙给吕谢二人酌酒。小谢推说不会喝，培之笑着说：“喝吧！这不是苦杯。我们的苦杯已经喝完了，今天该我们狂歌痛饮了。--但愿小周，友松兄也能参加今天的欢聚！”最后一句语句有些怅然。燕翔这时也想起了友松那篇颇有文采的《多难兴邦论》，不由感慨系之，叹惋了一回。由于谁也不了解友松和小周的下落，这次忆旧便索然而止。
培之开始自酌自饮，滔滔不觉地说开了：“我一直怀念你们，我给你们写过信，你们竟麽以偶回信。你们不用解释，我知道这是战时，信投的太慢，你们又在逃难。可是吉人自有天相，这不，我们又胜利重逢了！可是我忘了问你们，你们到辎重兵管理处来干什么？”
燕翔这才将巩罗华失踪的事说了，并请他大力协助，帮助查找。小谢也插上一句：“这可是你们辎重兵干的事，哼！找不到人就朝你要！”
培之听了哈哈大笑，身子往后一仰说：“朝我要人？就是我们师长也管不了，连他自己还曾‘失踪’过呢！”于是他用滑稽的口吻叙述了一段相当离奇然而真实的故事：
有一次师长便服骑马到乡下去，因为贪看沿途风光，便下马步行。勤务兵牵马走在前面，距离渐渐拉长了，后面来了一群大兵，竟将这位师长抓到他们连队去补充了新兵。这位“新兵”一直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等到两个月过去之后，团长到这个连队来视察，“新兵”才冲出队列去见团长，团长这才认出了师长。
最后培之带着总结意味地说：“连师长都会失踪，何况一个穷学生！这事还不能追查太急，否则被寻找的人可能有危险。”
燕翔一急便问：“有什么危险？”
培之露出一副不屑详说的神气：“这还用说，灭-----（他没有说出那个‘口’字，只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咀），你想，连师长都等了两个月，才找机会，怕的就是这个。对个穷学生，他们就更没有顾忌了。”
玉珠早已按捺不住一腔怒火，愤愤地说：“想不到我们才逃出了日本人的虎口，却被国军抓了壮丁，还有什么公理！还有什么人权保障！”
培之瞥了一眼贴在墙上的“莫谈国事”的标语，又看了玉珠一眼，放低声音说：“小谢，咱们是老同学，对你的性格我是熟悉的，对这件事我也深表同情。但我奉劝你一句：论世不可过激！这里比不得颍川，比不得浙川，那里是前线，这里是大后方，尔目中多说‘隔墙有耳’嘛！”
玉珠心里想：“原来你是这样。”可是嘴里没出声。
燕翔则对培之的话，一直保持沉默。
燕翔和玉珠觉得自从和培之浙川分手后，他们之间开始出现的距离更加扩大了。尽管培之健谈和豪爽，也消除不了这个隔阂。因此不久就感到话不投机，无言以对了。只有当培之问起他们今后的去向时，他们才谈出自己的打算，这是三人之间唯一的话题。
在培之看来，小谢还是那么漂亮，单纯，燕翔还是那么忠厚，温和，只是他的这两位老同学未免有点迂阔，不识时务，缺乏自己这种适应潮流，对事业的专一精神。这种专一精神还是从他善于经商致富的父亲那里学到的。他的父亲善于待人接物，长于经商，而待人接物的目的，又都是为了经商赚钱。这就是他父亲一声的专一事业。在这方面父亲是成功的。自己虽然并不过分看重金钱，但却专一于自己的事业。他千里迢迢地来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就是为了投笔从戎，进军官学校，这才是铁饭碗，银饭碗，金饭碗，而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军人，就应当象日本的武士道终于天皇，纳粹党徒忠于希特勒那样忠于蒋介石。而最大的忠诚就是崇拜，因此他对蒋介石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论在任何场合，只要人们一提到他的名字，他都立刻将脚后跟一碰来个立正。他的这种忠诚在学校里一次夜勤实习中得到了表现和报偿。
那是几个月以前的事了。那几天校方一再提醒大家注意，最近将有重要人物视察，那种郑重神气使人人都猜得出来这位重要人物是谁，因此每当晚上轮到他执勤的时候，他都特别抖擞精神。有一天夜里，正是朱培之站岗，一群人从远处轻轻走来。警惕的朱培之老远就大声喊道：“口令！”连喊两声，人群不应，还是继续前进。朱培之便就地卧倒，并把子弹推入枪膛，在暗中瞄准。这是人群中有人轻轻说了声：“校长。”听到这两个子，朱培之便霍地跃起，立正站好，对走近的人群行了个持枪礼。人群中一个身着军服的干瘦的老头儿走在前面，用江浙一带的口音问：“侬叫啥格名字？”朱培之继续行着持枪礼，一面朗声回答：“辎重兵一大队二中队学员朱培之。”那老头儿回头对人群说了声“很好”。便率领众人向营房走去，朱培之这才注意到人群里有大队长，训练处长和副校长等人。这一下子朱培子便开始叫了好运，先是政工处的人找他谈话，后来甚至副校长也接见了他。不久，校方就选派他到校本部去接受心的训练。训练什么，现在他还不详细。但训练处长傅廷芳私下对他说，全副美式装备的机械兵团正在建立，选派去的人是作为新兵团的骨干来培训的。
他的这段发迹的秘史，本来是要趁着酒兴将给吕谢二人听的。但看到他们那种冷漠的表情，也就不好“自说自道”了。只是说了一同将委员长领导神圣抗战，艰苦卓绝，功盖天下。如果再有人利用言论自由，发些对政府对领袖的不满，就太没有中国人的味道了。话锋所向，是要压一压吕谢二人的火气的。
这一来，小谢更火了，冲口说出：“你该没有怀疑我们是不良分子吧？”
燕翔也说：“聆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看来老兄今后定能平步青云，出人头地！”
一阵尴尬之后，朱培之随即爽朗地笑了起来，连说：“哪里！哪里！我是赳赳武夫，只能拔坚执锐；你们在埋头深造，前途正未可限量！但咱们是‘殊途同归’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