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两个世界
等到方明知道了陈清波在临海担负的特殊使命后，他便猛抓自己的头发，痛苦地用拳头乔着自己的脑袋。原来，陈清波还是他尊敬的那个陈老师，甚至比原来的那个陈老师还更值得他尊敬。可是他却一再谩骂和侮辱这位最值得他尊敬的人，甚至险些因为他的愚顽鲁莽而误了大事。虽然他们趁着混乱冲出了关卡，但陈老师却在极端的危险之中。要是陈老师遭到不幸，而他的鲁莽可就铸成了无法挽回和不能原谅的大错啦。
虽然第二天父母就被接出来，他们又一起被护送回故乡，但他的心还一直在为陈老师悬着。
回到老家锁子店不久，他听说陈老师也安全撤回山区，并且还在军区直属营里当了指导员，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他让伯父领着到直属营去看望了一趟陈老师。陈清波一看到他，便高兴地走过来说：“啊！小鬼，你也来了。”一边亲切地用手去摸摸他的脑袋。
方明只叫了一声“陈老师”便羞愧地低下了头，就象当年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时那样拘谨地站着。
陈清波用手把方明的脸托起来，笑着问：“怎么，还怀疑我吗？”
“我对不起你，陈老师。”方明眼里含着泪水，声音也有些梗咽。
陈清波一下子把方明拉到自己的面前，望着他的眼睛热情地说：“你做了什么事情对不起我呀？你骂过我，恨过我，是吗？这正是你叫我高兴的地方。特别是你打了我一弹弓，打得我痛在脸上，喜在心里！”说着一阵哈哈大笑，方明急忙把羞愧的连藏到陈老师的怀里去。
“可是我也得批评你。”陈清波望了得全大爷一眼，严肃地说：“你不该不听伯父的话，险些误了大事。”
方明啜泣着说：“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听伯父的话。”
得全大爷乐了，忙说：“不是听我的，是听党的话。哎，陈指导员，你后来是怎么脱身的？”
“你们的大车冲出来之后，我给特务机关长松井打了一个电话，说‘八路军的游击队袭击了卡子门，打上了我们一个人。我们正与他们激战，望火速派兵来援。’松井一听愣了，他不知道虚实。便一面命令我们顶住，一面去调动兵力。等到大队日伪军赶到时，我们才停止了盲目的射击。岗卡上的伪军和我事先告诉他们的那样，向鬼子官报告了刚才发生的情况，并且要求立即追击。鬼子官沉思了一会，然后把指挥刀插回刀鞘说：‘你们辛苦大大的，八路狡猾狡猾的，我们上当的不要。’说完便增哨加岗，然后让士兵抬着方耀祖的尸体回去了。”
“你还没有暴露啊？”方明高兴地说：“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呢？”
“过了一天，老宋派人通知我立即转移，因为那个汉奸并没有打中要害，他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了。这样我就不能再呆在临海啦。”
“陈老师，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也向参军。”
陈清波一听便笑着说：“想参军？那好啊！你今年几岁啦？”
“都快十四啦！”
“呵！快十四啦？真不简单！来，比比看！你比这支枪高多少？”陈清波说着随手拿过一支三八式大盖，一比，方明就泄了气。陈指导员就抚摸着他的头，安慰他不要难过，现在村里好好当个小民兵，等他长得和枪那么高了，一定批准他到队伍上去。
“好吧，”方明叹了口气说：“你当指导员的说话可得算话啊！”
就这样，方明只得重回锁子店。在这里，解放区新生活的喜悦和激浪同样在冲击他，紧张兴奋的各项抗日工作同样也吸引着他。
他发现老家锁子店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他四岁就离开了老家。当时对周围的情景还没有深刻的感受；但是几年来，父母对当年情景的凄惨的追述，补充和加深了他对童年时代的悲惨的记忆。可是这个记忆与眼前的现实差不多完全对不上号了：荒废的土地，倒塌的茅屋和路旁饿毙的尸体再也看不到了；所有的土地都被仔细地耕种过了，房屋虽屡遭日寇的火焚，但都得到尽快的修复。人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拥护八路军。得全大伯更是样样走在前头，大伙有事都来找他，看样子是村里相当主事的人。村南头那个威震一方的大地主方曾寿也不敢再对穷人抖威风了，还千方百计地向穷爷们讨好。
得才爷们刚回家不久，方曾寿趁晚上没人，端着一瓢面悄悄地走进得才家，笑嘻嘻地对得才说：“大兄弟，一笔写不出两个‘方’字，不出五代咱们还是一个老祖先呢！你出门多年乍回来，缺吃少用的，咱们本家本当的爷们，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你别嫌弃。哎！也几年我也不如往年了，要是在以往......”
得才起初发了一阵楞，及至听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一股不可遏止的怒火便从双目中射出，吓得方曾寿再也没有敢讲下去。得才是个老是的庄稼人，被生活折磨得一向少言寡语。虽然方曾寿最后一句话刺痛了他的心，但他只是说：“别提你那‘以往’啦，在以往你会怎样，俺心里清楚！”
“对！得才兄弟说得对。”得全一脚迈了进来，刚才的事显然他已听得清清楚楚了，便对方曾寿厉声说：“这几年怎么啦？噢，这才兴了减租减息，你就不自在啦！可是你一家吃的用的哪一样不在俺穷哥们之上?大伙为了抗日，参军出伕，拼死拼活的干。可是你一天到晚净想着你以往的家业，盼着再狠狠整治穷哥们--告诉你，这是妄想！”
方曾寿混身哆嗦起来，忙解释道：“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像我往日那样，我可以多周济得才兄弟一些。”
“亏你说得出口！”得才实在忍不住了，便指着方曾寿的鼻子说：“十年前那次大灾年，全村饿死了多少人！可是你套上了大骡子拉着粮食到镇上卖高价。乡亲们在村头拦着你向你求告，你催着车把式猛甩鞭子往前闯。我看到车板上撒了几粒粮食用手去捧，你夺过鞭子劈头盖脸就抽......”方明听爹说到这里，就要冲上去打这狗地主。可是得全大爷拦住了他，说：“现在是统战时期，只要赞成抗日，不走回头路，咱们就得团结，不能算旧账。今晚说的算是开导开导他，叫他不要再走回头路。”
方曾寿就借梯下台，连连说：“我赞成抗日，我拥护抗日，决不走回头路。”便又端着那瓢面恢留回去了。
回村以后，方明就积极要求和青壮年一起参加民兵活动。方得全觉得他年龄小，就让他编写黑板报，他就把村里的黑板报办得又及时又好，此外还偷偷地跟着民兵去训练。
后来他被批准随着民兵去伏击下乡扫荡的一支日伪军小分队。民兵们的武器虽然很差，但因为事先选择好有利的地形，又在敌人接近时集中火力一阵猛打，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以致连组织有效的抵抗都来不及，掉头就跑。一个骑马的军官在毫无步兵的掩护下，沿着山沟狂奔。当战马从方明埋伏的沟岸下跑过，方明一个鱼跃跳到马背上，一下子将日本军官掀翻在地，两人拼命扭打一阵。一来是日本军官受了伤，二来是民兵们及时赶来支援，那个日本军官就乖乖地做了俘虏。
这一仗虽是个小接触，但对全局起了重大的作用。因为被俘的那个军官是个小队长，他供出了围剿我抗日力量的路线和兵力部署等重要军事机密，这对反扫荡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当反扫荡胜利结束时，方明牵着枣红色的日本战马，跟着得全大伯一起来到直属营的营部。高岐山营长对锁子店民兵在这次反扫荡战中所起的配合作用给予表扬。这是方明就缠着陈指导员答应他参军。
陈指导员只得望了望高营长，高营长一看这情形，便笑着说：“你们可是师生关系啊！还能一点情面都不讲？”
“可是......”陈指导员认真考虑起来。
方得全大爷这时也帮了腔：“别看这孩子年轻，个子小，可能耐着哪，还跟他爹学了一手好木匠手艺。”
“嗬！还有这本事！咱们的兵工厂正好需要这样的人才。”高营长用商量的口吻对陈指导员说：“我看咱们就收下他吧，要知道我当红军时也比他大不了多少呀！”
起初，方明在兵工厂里制手榴弹的木柄，后来就做步枪的枪托。这可不是简单的木匠活，它需要经过几次机床的加工才成。机床是用旧机器改造的，方明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
根据工作需要，方明又被调去制造火药。这不但需要一般的手艺，而且还需要有一些现代科学知识。这一来方明的文化就觉得不够用了，还得开始学习一些理化课程。当时的条件是艰苦的，由于日寇和国民党的封锁，我们很难从工业城市运进制造火药的原料。除土法制造意外，有时不得不从缴获的敌人的弹药中取出火药。这要冒很大的危险，有时甚至造成伤亡。又一次方明在拆卸一枚不熟悉的炮弹时，不慎火药触燃，虽然没有引起严重爆炸，却烧伤了半边脸，因而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进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方明受到十分周到的护理。可是思想却开始波动起来。他觉得这次幸亏没有爆炸，只是受了点轻伤，如果引起爆炸，造成牺牲，那就太不值得了。在战场上，拼命、流血乃至牺牲，却都是值得的，因为同时也叫敌人付出了代价，死了也是烈士。可是在兵工厂里搞这玩意儿，万一死了，那真太冤枉了。于是他决心打报告到前方去，死也要当烈士，不当冤死鬼。
正好陈指导员到医院来看他，当他吞吞吐吐地说出不愿再呆在兵工厂的理由时，陈清波望着他的眼睛，语调温和然而态度严肃地说：“方明同志，你认为要革命就只有到战场上去杀敌？那样才轰轰烈烈？但是你是否想过，假如我们没有枪，没有手榴弹，怎么能杀敌呢？和敌人硬拼吗？那样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当然，我们不怕牺牲，但不必要的牺牲......”
“我不是说兵工厂不重要，我是想前线也需要人，那里才是第一线哪！”
“哪里是第一线？”陈清波的声音越来越严肃了，“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第一线！为了坚持持久战，迫切需要建立兵工厂，因此建设兵工厂就是我们的第一线。为了筹建兵工厂，党派我到临海去打入敌人内部，当‘汉奸’，因此敌人的心脏就是我的第一线。革命固然需要轰轰烈烈，冲锋陷阵，但也需要埋头苦干，有时甚至还要忍受暂时的委屈和部分人的误解。”
陈清波看到方明脸上出现了羞愧的红色，默默地低下了头，便用较温和的语调结束了最后几句：“现在革命需要武器，因此制造火药，造手榴弹，造地雷，就是你的第一线。你现在负的伤，就是为了减少战士们在战场上伤亡。”
“指导员，我错了。”
隔了不几天，方明就重回兵工厂，更加积极地投入了火药的研制提取工作。他自觉地服从革命需要，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工作。不久爹从锁子店来看他，父子俩啦了一阵家常之后，得才就从怀里掏出了揉得很旧的信交给儿子。信？有生以来方明还没有接到过别人给他的信。他莫名其妙地接过厚厚的信封，只见信皮上确乎是写着自己的名字，落款是“河南浙川寄”，便疑惑地打开来。一会儿，便把整个的心投入到书信里去了，完全忘记了身边的父亲。
信，原来是吕燕翔写的。少年时代的好友的熟悉的面影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想不到仓促的出走竟成了长久的离别，自那以来两个朋友一直没有通过信。在方明来说，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吸引了他，他一下就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了，哪里还有闲情去向远方的少年时代的密友诉说心里的感受呢？燕翔呢，又是在追赶生活的浪涛，思绪紊乱，无法整理成章。及至三人仓惶出奔，辗转流亡到河南，摆脱了紧张和危险，却发现他们是置身于寂寞和孤独的异乡的土地上，火热的头脑碰到了现实的冰冷的墙壁。这里，既没有敌人把他们当成抗日分子来追捕，也没有人把他们当成冲破封锁线的英雄来欢迎，忽视和冷淡使他们感到难以忍受的寂寞。由于错过升学考试的日期，一下子被从正常的学校生活中抛了出来，使他们有了多得无法使用的闲暇。寂寞使燕翔强烈地还念故乡和亲友，特别是他那少年时代的老友。而闲暇又不断增强着这种感情，给他以时间使他得以向老友尽情倾吐。最后又抱着万一的希望，按照方明曾经告诉过他的故乡的地址寄了出去。
抗战破坏了中国大地上的一切交通，但邮递却时断时续。有些书信竟能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几经转折，最后终于奇迹般地到达了目的地。燕翔给方明的信就是其中幸运的一封。
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啊！字迹潦草，泪水模糊。
这是一颗火热的心不耐寂寞的呼号，这是一颗纯洁的心不甘堕落的挣扎......
明哥，我的老友：
我在这里给你写信。我们相隔数千里，分别许多年，我才第一次给你写信。你能记起我，听到我的声音吗？
不，你可能忘记我，正如我不会忘记你一样。不管我们分手后各自的生活有了多大的变化，在人生的征途上走过多么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保持着它那纯洁的光辉，你的言谈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你的影子永远是我的慰藉。
我至今也不清楚你们全家当年突然离开临海的原因，但我却打听出你们没有遭难，八成是平安地回到了故乡。后来我们几个书生气十足的学生，也遭到敌人鹰犬的追逐，不得不逃离故乡，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异乡。除了对故乡和对你的还念之外，在这里，我只有惆怅和悲伤。
理想，我俩曾经谈论过这个美好的字眼，后来在中学的读书小组里，我也曾和别人进行过友好但是激烈的讨论。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刻啊！但只是这种争论的本身就是莫大的幸福。可是这一切都远远离我而去了，我所热烈追求过的理想也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了。似乎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而是人们为了各种原因所编造出来的自欺欺人的美丽的谎言，正象安徒生童话中所描绘的根本就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装”那样的可笑。
我不知道你现在怎样的生活。（我相信你正在和你讲述的那些英雄一样在干着那种惊天动地的事情，）可是我却象受伤而落水的雏燕，被狂涛激流冲到荒凉的孤岛上。在这里，没有人关心我们，更没有人抚摸我们心灵的创伤，和鼓舞我们希望的翅膀。有的只是不怀好意的盘算，伪善的诱惑和陷阱......
我们本来以为穿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来到抗日的后方，就到了自由的国土上，我们就可纵声欢呼，尽情歌唱，就可受到亲人般的欢迎。谁知我们碰到第一个国军的检查站，竟把我们当做奸细进行了详细的搜查。我们的身份证明，证实我们都是同校的同学，他们还是煞有介事地进行盘问。最后才说：“这是日本人搞的良民证，在这里不能用了。”因而予以没收。这样我们的身份又成了问题，沿途又多次受到不必要的盘查。事后我们才知道，他们往往以高价将良民证卖给穿越封锁线的商人，这些商人一个比一个愿出更高的价钱，还唯恐得不到手。
不仅如此，有一个当官的看到我们身上佩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国徽，就说：“这是汪精卫兴的，在这里也不能戴。”我们争辩说：“这是国徽，使我们好容易才弄到的，它表示我们不甘作亡国奴的心愿。”当官的笑了，指着自己军帽上的党徽说：“在这里只能戴这个。”我们更糊涂了。后来朱培之（我们初中同学,此人你大约未见过）解释说：“听说大后方还是训政时期，尚未实现宪政。而所谓训政，自然是以国民党来训政了，因此党也就是国。”这通高论，我们闻所未闻，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领教！领教！最可恨的是一个兵痞竟然拔下谢玉珠（即使那位和我们一起到砲台山下捡海螺的姑娘，这次出走主要起于她的倡议）别在上衣上的金星牌钢笔，硬说那是日本货，得充公。总之，一路上我们被窃，被骗，甚至被抢多次，有的是行李，有的是现金，大部分是在沦陷区和两不管的交界处，但也有国军的充公和没收。以致我们还未到达洛阳前，就饿了一两天的饭。
到达洛阳时， 正值汤恩伯的军队在日寇的进攻面前大撤退。街上兵荒马乱，人心惶惶。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临海教会女教士罗素小姐在美国的那位同学，贝克莱小姐或者叫贝利尔小姐。这位年约50冷若冰霜的老小姐，看完玉珠带去的介绍信以后，便除下了眼镜审视了玉珠一番，以表示她的欢迎之枕。但她的热情仅止达到玉珠的身上，对于我和培之，殊未接一语，未投一撇，好像我们只是玉珠的行李和物件。当玉珠向她说明我们囊空如洗时，她马上象得了牙痛病似的用手捂起半边脸，一言不语地走进了卧室。还好，他总算请我们吃了一顿我们几天来未能吃到的最好的饭菜（几天来我们大喝南瓜汤）。傍晚又把我们介绍给一个国名党的连长。这人姓张，也是北方人，身体魁梧，语言豪爽。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我立刻就想起了水浒传上的花和尚鲁智深。
张连长看到我们的情形，一口答应尽量帮忙。还亏了他的热心，我们的食宿才得到了解决。又隔了几天，我们就顺利地踏上了去浙川的旅程。张连长所属的十三军要往南撤，他便顺路“护送”我们，真是天从人愿。
一路上张连长总是设法和我们呆在一起，也让他的士兵时而帮我们搬运行李，时而帮忙推推车子。他的话总是滔滔不绝，一会儿是战场上的英勇拼杀，一会儿是赌场上大输大赢，也有窑子里的争风吃醋。我们好像听三国水浒一样，听得津津有味，完全忘记了旅途的疲劳。虽然有时也觉得不免低级庸俗，但又想这是快人快事，无伤风雅，只是一笑了之。
可是我发觉玉珠的心情和我们相反，她是郁闷的，有时还流露出厌烦的表情。不久，我就发现了这秘密：一群大兵总是拿眼睛盯着玉珠，张连长也对她过分殷勤，他编造出来的每一段趣闻也好像是专将给玉珠听的，特别是讲到下流出，总是拿眼角撇着玉珠。玉珠越是害羞，他就越讲的起劲。
玉珠是美丽的，她那少女特有的胭脂淡染的脸颊，她那微微耸起的胸部和矫健的身材，都显示出她那即将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北国女性。在这群大兵的眼中无疑是天仙下凡，无怪张连长恨不得一口把她吞掉。
每到晚上住店时，玉珠总是请求我住在她隔壁的房间里。我无法不接受她的这个请求，这有时使同行的培之感到很不高兴。
我们好容易到了浙川。可是已经是九月中旬，开学已经半个多月了。我们错过了新生入学考试的日子（九月一日），而培之原先在该校当教导主任的叔叔又早已离职他去，杳无音信。学校不是旅馆，招待所，不能收留我们。只是因为培之叔叔的几个老同事出面说清，校方才勉强暂时让我们在学校里栖身。因为是沦陷区来的，分文不名，就免了我们的食宿费。但再没有别的待遇，晚上连灯油也不发给。可以到课堂上旁听，但没有学籍......
这就是我给你写这封信时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有时也去教室听听课，但哪里有心思听下去啊！更多的时候是在宿舍里，操场上或树头树荫下谈着我们的出路。（反正我们没有学籍，也就没有人管我们喽！）我们三人分成两派，我主张回家，但并不急于成行，因为总得友松（我们读书小组的发起人，他出事被捕，我们才逃走的）的事平静了才行。培之则主张既来之则安之，留下来等待时机。他有一套相当老练的处世哲学，我则好像是初出茅庐的孩子。比如：我对抗日后方乌七八糟军队的腐败都看不惯，而他总是找出许多理由说这是难免的现象；我认为在这样的鬼地方呆下去只是蹉跎岁月，虚度青春。他则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并且批评我有动摇性，是悲观论者。玉珠呢，她实在不愿再在此地呆下去，但又无法回家，因为她两处都没有亲人，我觉得她是最可怜的了。她常常向我倾诉她的苦衷，我觉得自己必须保护她。
前些日子第三战区政治大队到学校来招演员，一下子就看中了小谢，千方百计动员她去。她对军人是有戒心的，便来和我商量。我也怕她只身一人到那种环境里去会出什么问题，就劝她不要忙，再等一个时期，看看是否有什么学的机会。可是政治大队的人还是来纠缠。好像小谢是块肥肉，他们非吞掉不能解馋。
我和玉珠在苦闷彷徨中更加相互了解了我们的友谊加深了。我发觉她是个非常善良、非常纯洁的少女......
不写吧，我的事情已讲得够多了，也许你早已看的厌烦了吧！（如果这封信能交到你手中的话）希望你能把你现在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情况告诉我，相信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清新的空气和光明的启示。
又及：朱培之前些日子投考了军校，临行前穿上了一套崭新的军装，显得英姿焕发，意气盎然。但我们却平淡地分别了，我没有什么留恋。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遥祝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你的老朋友 燕翔
                        1943年10月25日
                       于河南浙川县国立一中
燕翔的信唤起了方明对少年时代的回忆，对少年时代好友的真挚的感情。他觉得自己与燕翔分别后，不该一直未给他写信，因此对燕翔等人被生活的浪涛掩卷而去，以致流亡到河南，他是有些抱歉的。从信中，他感到燕翔的心情是十分孤寂和苦闷的，对此，他十分同情，恨不得一下子把燕翔从那个可怕的环境里拉出来。他曾打算认真写一封信，动员燕翔回来，他又为无法给燕翔以经济上的帮助而焦急，可是战局的发展使他连信也未能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