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屈侮的童年
从砲台山归来，谢玉珠就成了吕燕翔和方明的好朋友。她搜集的贝壳和制作的书签不仅引起了燕翔的兴趣，也开阔了方明的眼界。因为登山爬树方明也同样是能手，三人便约定好了：暑假一到他们就去登山下海，广泛采摘和搜集各种标本，大大充实一下玉珠的百宝囊。谢玉珠看到能把两个男孩子吸引到自己的兴趣上来，心里感到十分骄傲。这三位少年朋友一心盼望着暑假的早日到来。
可是快到放假的时候，卢沟桥的炮声使这一切都化为泡影。日本兵长驱直入，中国南方北方同时告急，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
临海市大概因为不是战略要衢，暂时还未闻到炮火的硝烟。可是韩复渠的大兵不久就开进了这座尚未设防的小城。这伙大兵，一来就占据了砲台山，封锁了海滩，还在南山上架设电线，不许人们到这些禁区去，同时向政府和商会催粮派款，到处抓人拉丁修筑工事，声言：“寸土必争，焦土抗战。”大人们听到“焦土”两字就有些紧张和忧虑，孩子们倒非常高兴。他们一心盼望着能在他们的故乡打一场大仗，并暗暗地做着帮助自己的军队杀败侵略者的各种雄心勃勃的计划。有一天，好动而天真的方明和燕翔就是抱着这种想法到山上去了。一路上，他俩根据自己幼稚的常识，判断哪里适合狙击，哪里宜于设伏，以及哪里可以引诱敌人陷入绝境，越说越高兴，好像他们真的参加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正当要跨过一道壕沟时，他们发现一股电线被沟岸上倾倒下来的小树打断了，因为壕沟挖得太靠近小树啦。
方明说：“不好！电线一断，电话就不通了。咱们可得帮它接上。”
于是两人各扯住电线的一头，往一起拽。可巧这时韩复渠的大兵也走来查找，一看这情形，不问青红皂白，解下皮带就往方明和燕翔的头上身上猛抽。两个孩子一边用双手护住自己的头部，一边解释。那个大兵哪里肯听，只顾用皮带抽，还不住地骂道：“妈的，想偷电线，我要是带了枪来，准毙了你们这两个兔羔子！”
孩子的哭声招来了一位当官的，那当官的一看这情形，自然心里早已明白。可是他还是命令两个孩子给他把那颗小树搬开来，以便“将功补过”。方明和燕翔被打得浑身是伤，手上还滴着血，那里还抬得动！但当官的坐在一旁连看也不看，只顾抽烟。那个当兵的一直拿着皮带站在沟岸上监视。直到方明和燕翔拼死拼活地把小树拖到沟岸上方才罢休。
第二天玉珠去找燕翔和方明，打算约他们和同学一起到街上去募捐，好捐献给“国军”。看到燕翔和方明被打成那个样子，再听了他们讲完事情的经过，气得也哭了，根本就没提募捐这回事。
秋天照例开了学，可是孩子们敬爱的宋校长不见了。这使孩子们感到极大的空虚。几年来，宋校长在课堂上、周会上向同学们讲过抗日救国的道理，特别是他近来讲的马占山的部队在长城以北用大刀片砍下日本兵的脑袋，还有谢团长在上海孤军困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热情。同学们从宋校长的话里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鼓舞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可是如今，韩复渠的大兵来了，宋校长走了，这两件事情都是同学们所不愿意接受的。幸运他们的音乐老师陈清波还继续教他们抗日歌曲，这才稍稍能把孩子们的心维系住，使他们感到有些寄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同胞们快快起来！”这些救亡歌曲依然在校园里飘扬。
可是局势越来越糟，青岛市也终于失守，于是临海就危在旦夕了。那些飞扬跋扈只知道派款催粮的韩复渠的军队的军纪也越来越坏了。后来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商店里抢劫起来，吓得商人们紧闭店门，就连最繁华的大街也是上门落板，终日停市。后来突然一夜之间，这些大兵们都不知去向，连警察也不见了。弄得市民们人心惶惶，个个自危。方明、燕翔和玉珠那几天连学校也未敢去。
隔了几天，一簇商会代表拿着白旗到了码头，把一小队由青岛开来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迎到了岸上。这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堂堂皇皇地开进了市政府，临海市就这样沦陷了。当孩子们回到学校去的时候，他们发觉陈老师也失踪了。
稚嫩和纯洁的孩子们的心灵中培养起来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心就这样受到了摧残。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祖国”的概念比“家乡”一词的含义大不了多少。它包含着故乡的美丽风光，纯朴的乡土人情，亲友的情意和师长的教诲。他们是通过对家乡的爱才认识到祖国和自己的关系的。国民党的要人和韩复渠的大兵突然逃走，并没有使孩子们感到失去什么，因为这些人并不在孩子们的“家乡”的概念里。等到异国的铁蹄践踏在故乡的土地上，他们敬爱的老师和亲友有的离去，有的失踪，有的遭受不幸，他们才感到失去多么可贵的东西，他们才懂得了恨。
由于汉奸的告密，日本人逮捕了几个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并且立刻枭首示众。同学们便为陈老师耽起心来，因为方明说过日本兵开进临海市的前一天还在本市看见过陈老师。于是，方明、燕翔和玉珠就到血淋淋的人头底下去辨认。鲜血，中国人民的鲜血，使孩子们喉咙闻到血腥，眼睛里喷射着怒火。但几颗人头中并没有一颗是陈老师的，孩子们的心这才稍稍平静了一点。但接着就有传说：陈老师被日本宪兵队捕去了，逼着他去找宋校长，陈老师一口回绝了，说他与宋校长没有关系。被打得可惨了！至今仍关在宪兵队。还有的说：陈老师被捕后含愤自杀了。
此后，燕翔就还是注意起宪兵队的事来。一天夜里，他似乎听见父亲和母亲小声地谈论有关宪兵队的事，便趁机打听一下陈老师的下落。不想被父亲瞪了一眼，申斥道：“你打听这个干什么？不怕杀头吗？”
燕翔的父亲吕自荣，开着个出售笔墨纸张的小文具店，去年看到宣传救亡的小册子销路很好，便也设法弄些来零售。这样就结识了一些文化界的人士。谁想日本人来得这样快！他虽然烧掉了那些存书，但与文化界一些人士并不密切的往来，却成了他推不掉的一份心事。虽然宪兵队和汉奸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在追查几个宣传抗日积极分子的过程中，吕自荣总免不了一些瓜葛的，自然少不了掏腰包来应付一些无谓的纠缠。为了和儿子的老师陈清波不多的几次往来，一个自称在宣抚班里干事的姓方的中国人就曾来找过他，结果是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才算了事。
陈老师一直没有下落，大人们是绝口不谈这些事了。只有孩子们背地里还在传送一些互相矛盾的消息，但一样也能没有确信。慢慢地关于陈老师的怀念就退隐到孩子们记忆的深处去了。
代替陈老师教孩子们音乐的是一个镶着金牙，头发烫得象羊尾巴一样姓杨的女人。这个女人一点也不像陈老师那样关心同学。陈老师常常耐心地改正同学们在歌本上上抄错了的乐谱和歌词，并且教唱时总是轻轻地拍着手掌，激动时就振臂挥手，索性和同学们一块唱了起来。可是“羊尾巴”（这是她上过第一节课以后，方明就给她取的外号。）总是用藤鞭在桌上哔哔剥剥地敲，从牙缝里发出难听的声音“呀---呀---”。还尽教些“吹泡泡”之类哄小孩的歌，使6年级的同学感觉受到了侮辱。方明决定加以抵制，故意把调子唱错。因为搞得太显眼了，以致挨了几藤鞭。
方明决定捉弄一下羊尾巴。
有一天，他在课堂上把一朵狗尾巴花巧妙地插在她那蓬松的羊尾巴上。羊尾巴丝毫也没有察觉，便带着这朵狗尾巴花在讲台上摇来摇去，引得同学们按耐不住，不断发出吃吃的笑声，可是在藤鞭的威胁下，只得强忍。羊尾巴起初不知道笑声的真正原因，反而越唱越起劲。可是后来她就觉得不对劲了，就用藤鞭敲着桌子让同学们静下来，然后笑声还是此起彼落。羊尾巴一怒之下，只得跑到教导处去告学生的状。
当她卖出教室时，正好一群蜜蜂从校园里飞过，那朵狗尾巴花便成了这群蜜蜂围攻的对象。羊尾巴急忙用手去驱赶这些绕着她的头飞来飞去的蜜蜂，立刻遭到蜜蜂的攻击。羊尾巴被蛰的尖叫起来，这时同学们在教室里早已哄堂大笑，快乐得又跺脚又吹口哨，教导处里几位老师跑出来一看，也都笑得前仰后合。
羊尾巴后来又教起日本歌来，同学们对她的反感也就越来越大了。这时方明也打听出来，这位新来的音乐教师的丈夫是个日本翻译。大家就决定非教训她不可。方明和燕翔合伙画了一张漫画。这张漫画画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左手拿着一支日本国旗，右手拿着一把大洋刀，站在桌子上跳舞。她那弯曲的头发被甩得飘了起来，已经不像羊尾巴了，简直象马尾巴了。方明本来想把这张画粘到羊尾巴的背上，可是那天羊尾巴没有穿外套，只穿了短衣。方明只得趁羊尾巴转过去的时候，把它粘在讲桌上。这样一来它的效果比粘在身上还大，同学们一边看画，一边看着羊尾巴挥舞着藤鞭的样子，觉得二者有出奇的相似之处，笑声也就不可压抑了。但这回很快就被羊尾巴发现了，她撕下这张画拿到教导处去，非要教导处查处这个同学来交给他处分不可。教导主任不敢得罪她，尽量答应她的要求。放学后，学生一律不准回家，得挨个审问。同学们都不说，教导处就要处分全班同学，最后方明承认一切都是他自己干的，这样便被学校开除了。
本来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临海，学校里不再宣传抗日以后，方明就再也不想进学校的大门了，只是因为做木匠的父亲觉得他的年龄还小，干活帮不上手，便逼迫他继续上学。现在发生了这件事正好随了方明的心愿。可是燕翔怕他回到家里挨骂挨揍，便陪他回家。燕翔见了方伯伯就把羊尾巴的坏处说了一大堆，才把方明为同学们承担责任以致被开除的事说了。方伯伯听完了燕翔的话，并没有打方明，只是狠狠地尅了他一顿，最后说：“好吧！就跟我学手艺吧，可不许你再乱跑！”
离开了方明，燕翔便感到孤独和寂寞。虽然谢玉珠和他已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但对于反抗羊尾巴这样的事，她可是不敢做的。因此每天放了学，燕翔总要去找方明，两人在一起骂上一阵羊尾巴解解恨。
每当他们骂完了羊尾巴，照例会怀念怀念宋校长和陈老师，只有这样，他们被压抑的心情才觉得稍稍舒松些。可是一天，当燕翔谈到陈老师时，方明沉默着不发一言，燕翔感到奇怪，问道：“你已经忘记陈老师了吗？”
方明痛苦地说：“早就该把这个人忘记了。”
“为什么？”燕翔更感到奇怪了。
“那个姓陈的和这个 姓杨的是一路货！”
燕翔吃了一惊，他不相信这话能出自方明之口。
于是方便便把他今天上午看到的事情讲了一遍。
原来，陈老师并没有死，他在失踪了大半年之后，又出现在临海，今天在街上被方明碰到了。方明高兴得本来想马上过去和他打招呼，可是又注意到好像陈老师身边有几个汉奸模样的人，他们正和陈老师一边交谈，一边走着。方明一直在后面跟着他们，后来走到一个大门口，门旁挂着一块“新民会”的牌子，牌子前面有一个持枪的警察站着。那伪警察见到他们进来，向他们行了个持枪礼，什么也没问就放他们进去了。看到这里，方明向新民会的牌子吐了两口，便怒气冲冲地回来了。
如果不是处于方明之口，燕翔一定会认为这是有意破坏陈老师的名誉。现在看来一切都是真的了。天哪！这是多么不幸，他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竟然跑进新民会里去与汉奸打交道！
第二天是星期天，为了核实这个严重的事情，他俩便到新民会的门口再做一次“侦察”。果然，等了一会儿，就见陈老师穿着一身东洋服和另一个戴墨镜的家伙一块走了出来。站岗的伪警察给他们行了个持枪礼，他俩几乎连理也未理，就径直向临街一座酒楼走去。一进酒楼，酒楼掌柜的就立刻向那位戴墨镜的人点头哈腰说：“啊呀，方先生几天没有到这儿来了。今天有空能到小店来坐坐，荣幸，荣幸！”戴墨镜的便说：“这是我的朋友陈先生，刚从北平来，打算在临海工作，我想借宝店替陈先生接风，你可要好好招待哦！”掌柜的一听满脸堆笑地说：“荣幸之至，荣幸之至！陈先生既是到此地恭喜，今后还要仰仗您的大力呢，请，陈先生，请，方先生，楼上雅座！”在一片“楼上雅座”“楼上雅座，二位”的殷勤的吆喝声中，陈清波和那位姓方的便被带到二楼临街的一张桌子上，居高临下，悠闲自在地喝起酒来。
燕翔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这一切，心中有说不出的痛苦，产生了好像他珍藏多年的一块金币，后来竟然被人证明是假的那种被骗的懊恼。他急欲掉头跑去，再也不愿看见这个口是心非的骗子。可是方明怒不可遏，决心要惩罚一下这个可耻的汉奸。便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把弹弓，然后又在地上找到了一块小石头做弹子。刚要拉弓，又改变了注意，顺手从燕翔上衣的小口袋里拔下笔来，想了一会，便在一张纸上写下：“出卖灵魂当汉奸，可耻可恨！丢进中国人的脸！”几句话，然后用来包住石子揉成一团向陈老师瞄准。燕翔一直仔细地观察着方明的每一个动作，他很佩服方明这样快地就想出了一个教训陈清波的好办法，并且觉得方明写的那几句话骂得实在痛快解恨。
这时陈清波与那个姓方的正在饮酒畅谈，根本没有注意到街上两个孩子的行动。既至陈清波的脸上挨了一着，疼得他叫了一声，这才发觉站在楼下是他教过的两个学生，他的眼睛一亮，好像要和他们打招呼似的。谁方明和燕翔早已飞快地逃走了。这是那位姓方的已从地上拾起了那个纸弹子，他打开来一看，便神色紧张起来，立刻拔出手枪来如临大敌。陈清波结果纸条来看了一下，竟然笑了起来，说道：“老方，可得沉住气啊！干咱们这一行的，还能少得挨骂？所谓‘笑骂由他，好官我自知’嘛!哈哈......”姓方的看到街上没什么异常情况发生，又听了陈清波这么一说，便连连点头说：“对，对，陈兄高见！”说罢也就把手枪重新插了回去。